古代官箴

"官箴",就是劝诫做官的警世名言。历代清官名巨都把"官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相传,唐代皇帝对州县长官都会赐下戒条,以使他们上对得起皇帝,下对得起百姓。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即位后,为整饬吏治,公元941年亲自写下《诫谕辞》24句,以诫地方官,要爱护百姓,不做贪官污吏。北宋初年,宋太宗鉴于历史教训,择选《诫谕辞》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     

免职，问题官员的“减压舱”？

有关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如果这一消息得到确认，明显让我们老百姓感到这样的免职是为了避风头。“免职”似乎成了问题官员的“减压舱”。     

中国古代官员的工资

自从古代封建国家官僚机构出现那天起，就存在着官员的俸禄问题，我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是和秩级联系在一起的。     

“惊人之语”背后的民众六大期盼

温暖民心篇中官员的这“十条惊人之语”充其量只能说是“真话”．之所以受到关注和好评，引起了共鸣，说明这些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说出了老百姓的困难和困惑，说出了老百姓的不满．说出了老百姓的期盼。     

论明代俸禄制度的启示

俸禄制度是古代职官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之一,俸禄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官员的廉洁状况。明代官员的俸禄是典型的薄俸制,历来有"最薄"之说。明代的薄俸制,严重影响了明代的政治生活,造成廉吏难支、贪风不息等恶果,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从而借古喻今,指出当今高薪养廉的可行性。     

确立公民、权利意识,推行服务、公开行政

一、更新“老百姓”观念，确立公民、权利意识“百姓”，古代是对贵族的总称，战国以后，被用于平民的统称。口语中，人们习惯称“老百姓”，以区别于军人及政府官员。本来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官尊民卑的观念，“老百姓”首先是和“官老爷”相对应的概...     

“八两米”救灾之痛

饱受台风灾害之苦的某地灾民,近日收到赈灾的救济粮每人却只有八两米,令当地群众哭笑不得。这“八两米”看似出了老百姓的“洋相”,其实也出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洋相”,更重要的是出了赈灾机制的“洋相”。     

皇帝“金口”也敢改

纵观两宋,保持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难以比肩的.如在宋代,就有人敢改皇帝“语录”,进行无尽嘲讽的例子.南宋洪迈在《容斋续笔》记载宋太宗曾书写《戒石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令“语录”书写于各级衙门的大堂上,告诫各地官员他们的工资与福利是各类“纳税人”提供的,不好好为百姓服务,就是对不起百姓,对不起苍天.宋太宗这种“超前”的意识足以让今天读到这段史料的现代人惊叹了.     

古代的“越级上访”

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击鼓鸣冤”的情景,似乎只要一敲鼓,无论主管官员是否情愿,都必须受理百姓的诉状。古代老百姓告状真的如此容易吗？一个平头老百姓“上访”到皇帝面前,这中间的路到底有多长？     

古代官员退休后如何发挥政治“余热”

古人把官员退休称作“致仕”,一般来讲,官员退下来后,其身份与在职时发生了巨大变化。通俗地讲,就是退休后的官员是一个无职无权的自由人。但是,古代官员退休后的身份却不可与没做过官的老百姓同日而语。因为他曾经是官,便有了官的履历、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因此,退下来的官回到地方,表面上看,他无职无权,却是一个可以对中央及地方社会产生影响的人物。     

澳大利亚的“冤情大使”

无论哪个国家，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都难免要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但老百姓往往可能不满有关公务员的态度与处理手法。为此，不少国家或地区均设有投诉官员的机构——“冤情大使”（OMBUDSMAN），负责处理老百姓对公务员的投诉。澳大利亚就是其中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投诉官员制度最初是由瑞典人发明“冤情大使”是由瑞典语“诉冤的官员”引申出来的，实行任命制。“冤情大使”由总督直接任命，主要由有威望和影响的社会名流担任。规定任期为7年，到时必须更换。某个行业的“冤情大使”是由该行业的行业委员会任命的。     

“潜规则操作”与“作为不作为”

最近沧县检察院牵头召开支农惠农资金监督预防职务犯罪座谈会上，令很多涉农部门感到头痛的是“潜规则操作”下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感情投资”该不该人罪问题。作为基层官员，要有所为，就要“跑部进钱”，通过“潜规则操作”“感情投资”打通“人际关系”．努力吃到偏饭，争取项目，地方得到优惠，称之为“有作为”为老百姓办了实事。     

古代“公务员”如何“增俸”

在中国古代,同样有是否给“公务员”涨工资“增俸”或是降工资“减秩”的问题。总的来说,各个朝代的做法并不一样,但“增俸”基本上都是向基层、普通“公务员”倾斜。 曹魏景初年间“将吏”俸禄“方之于昔五分居一” 工资,在古代叫俸禄。由于古代“公务员”的俸禄大多偏低,故称之为“薄俸”,因为俸禄太薄而辞职的,在古代并不鲜见。先秦时期的《墨子·贵义》中,就记载了一个因嫌钱少而“辞官”的例子。     

"允许说错话"的意义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现在施行政务公开,有些事情公开时可能还不太成熟,有时难免出错。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 "老百姓应该允许官员说错话",这句话实在不错。人是不可能绝对不说错话的--只有这句话才是绝对不错的。自然,老百姓的话也可能是"不太成熟"的,特别是我国的老百姓长期缺乏这样的操练,万事     

实现法治的重点

刘经靖在《河北法学》2007年第2期上著文说，就国家而言，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不是官员而是法律。因此，应该以法律来规范国家的治理，以法律来限制、控制权力的运作和操作，以法律来监督统治者、官员的执政，以法律来界定其权能和职责。抓依法治国的措施落实，官员、执法者依法办事是主要的。在抓“官”与“民”的观念转变中，抓“官”的观念转变是第一位的。比起掌握执法权力的官员，老百姓终究是处于弱势地位，任何时候都如此。不能把依法治国的重点放在治老百姓上。     

古代官员的“陋规”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是老北京对各官府机构的准确评价。从理论上说，古代官员非世袭，多是平民出身，通过科举考试才当上官员，却为何不愿给老百姓办事呢？     

司法行政关键词疏议（之二）

要解构和反思“普法”这个关键词,不妨首先对普法工作中频频提及的“依法治国”这个概念作一解析,因为这关涉到“普法”的基本价值取向。 依法治国的关键首先就是依法治“吏”而不是依法治“民”,这已是法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中央有关高层领导也有类似讲话。法治的重点对象理应是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和公共事务管理者的各级官员。然而,依然有不少领导干部将依法治国误读为“依法治民”,只要自己辖区的老百姓被法令管得老老实实、服服贴贴,不上访、不闹事就可高枕无忧地稳坐官位。这种将法治视为约束和管制老百姓的思维定势其实是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法律工具主义的体现,显然与“遏制公共权力和保障个体权利”的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     

那些有中国特色的“机密”

这年头，所谓的“国家机密”是越来越多了。特供食品是“国家机密”，官员的财产是“国家机密”，贪官背后的女明星是“国家机密”……现在，就连领导干部的简历居然也成了“机密”!怪不得有人老是指责群众“不明真相”，你左一个“机密”、右一个“机密”，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又能明白什么“真相”呢？忍不住想盘点一下这几年看到过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机密”。     

明清官员俸禄——兼论高薪养廉

明清两代的官员都认为自己的俸禄很少,甚至认为:"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明史·食货志》)。实际上官员的合法收入足以维持其体面的生活,但他们仍声称俸禄太低,为官吏贪污受贿开脱。现实中的"不贪不滥,一年三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与贪污有何关系?提高他们的俸禄就能够养廉吗?历史似乎告诉后人,高薪不能够养廉,严惩不能够去贪,只有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才能使廉贪观念深入人心,也才能有利于官员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     

曾国藩为何不乘八抬大轿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了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南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到两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戈什哈的。按大清官制，一二三品官轿前的引路官一般南朝廷按着品级发给俸禄的正七品官员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