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前后的刘少奇

1958年至1960年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让刘少奇痛心疾首，他开始反思这场运动，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观点，尽力纠正“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作出了重大努力。     

周恩来在调整国民经济期间的贡献

六十年代前期(1961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它处在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泛滥的党内左倾指导思想两次洪峰之间,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这次经济调整有力地扭转了三年“大跃进”时期的左倾错误,不仅迅速战胜当时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我国建国后许多经济技术指标最好的历史水平,使我国国民经济重又出现生机蓬勃的局面,而且以其前后正反两个方面的鲜明对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认真研究吸取的历史经验。     

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次经济工作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严重亏损,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六十年代广东国民经济的调整

1958年,在全国“万马奔腾”的形势下,广东也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由于“大跃进”和1959年冬到1960年的“反右倾”的错误,加上特大自然灾害,广东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一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二是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全省粮食非常困难,一些地区出现了水肿病和饿死人畜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三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效益差;四是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充分暴露了“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集中精力解决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及农业战线上的严重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共产风”要进行全面算帐兑现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于1960年10月,召开潮安、新会、中山等8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总结“大跃进”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出在9个县开展“以纠正共产风为中心”的整风整社的试点工作。11月,省委召开的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扩大)会议决定,在今年     

经济调整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我国60年代初形成了连续3年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湖南也同样如此,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月21日至27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作会议,研究贯彻“八字”方针问题,从此开始了全省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一、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充实和加强农业。调整公社体     

党领导黑龙江人民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成功经验

1960年至196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产生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错误，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农业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失。工业原料不足，企业无法继续生产，粮食缺乏，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黑龙江省委带领各级党政干部，同全省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陈云在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的理论贡献

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经济调整中的第一次,是我国的国民经济由遭受挫折到重新振兴的一次重要转变,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一次成功范例。这次调整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在理论上有着重大建树,对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调整期间,陈云为克服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困难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种措施，塑造组工干部形象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60年冬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经济工作的“左”的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陈云在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的理论贡献

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经济调整中的第一次,是我国的国民经济由遭受挫折到重新振兴的一次重要转变,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一次成功范例.这次调整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在理论上有着重大建树,对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调整期间,陈云为克服"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困难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云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压缩城镇人口工作

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我国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城镇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给国民经济,特别是人民生活造成一系列严重困难。1961年起,党中央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整。陈云是经济调整的主要谋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在领导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压缩城镇人口的主张。压缩城镇人口这一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对于缓解粮食供应短缺,促进经济恢复发挥了重大作用。     

20世纪60年代黑龙江农业战线的调整

由于“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中国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自然成为这次调整的重点之一。黑龙江省人民在省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调整农业,     

七千人大会与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这次大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是开得较为成功的一次大会。     

我国建国以来三次经济调整的经验与教训

建国以来,我国曾进行过三次经济调整。回顾和总结三次经济调整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顺利完成当前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1961～1963年的经济调整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给我国国民经济带來了灾难性的后果。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以及轻工业与重工业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连年自然灾害及工作失误造成农业生产严重萎缩。1960年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降至2870亿斤,降     

陈云的西楼会议讲话与调查研究

<正>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曾长期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遭遇困难时,他曾多次临危受命,为国民经济好转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最光辉的一页,是国民经济经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以后,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调整措施。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西楼会议讲话中。西楼会议讲话,全面体现了他所一贯主张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刘少奇与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不得不被迫“紧急煞车”转入调整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党内外思想比较混乱，各种疑问比较多的情况下召开的。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     

刘少奇对六十年代调整的贡献及其在调整思路上与毛泽东的差异

我国在60年代前期对国民经济进行的全面调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前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体一致地作出、并共同努力促其实现的最后一次重大决策和重大实践。在这次历时5年之久的调整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同当时中央负责经济建设第一线具体指挥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克服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取得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巨大进展。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次调整的成就、经…     

调整时期的中流砥柱——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

一）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有三年“大跃进”时期，也有四年大调整时期。四年大调整时期指的是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４年。之所以要四年大调整，是因为我党在三年“大跃进”（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中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     

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图为大会主席台,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朱德、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七千人大会是“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这次大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有限地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是开得较为成功的一次大会。     

"大跃进"运动前后的刘少奇

1958年至1960年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煤都人不会忘记……——陈云同志视察抚顺纪实

1958年,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犯有“左”的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同志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和采纳。 1959年6月,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同志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