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撤回公诉制度的完善

撤回公诉作为检察机关在起诉后维护诉讼公正与效率的手段,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撤回公诉制度,本文探究了我国撤回公诉制度面临的立法缺陷及实践困局,并在此基础上对重构我国的撤回公诉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把加强公诉作为“一把手”工程

“必须把加强公诉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这一要求表明，公诉工作将被列为今年本市检察机关工作重点。为此，市检察院日前召开公诉工作会议对全市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国刑事公诉案件撤诉的理论基础

公诉案件撤诉问题,在司法实务界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对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却无人论及。笔者在本文中对公诉案件撤诉的理论基础做了初步探讨,认为我国刑事公诉案件撤诉是:公诉权公正性的客观要求;立法追求客观真实的必然结果;起诉便宜主义的应有之义以及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的必然要求。     

试论新世纪的审美对象

文章认为，审美对象作为社会历史的生成物和存在物，在新世纪从本质上区别于以往的世纪。新世纪的审美对象因新世纪的独特内涵而具有自己的丰富意蕴，具体体现在其新的社会历史性、国家民族性和主体个体性三方面；从存在形态上看，新世纪的审美对象主要分为自然存在的审美对象、社会实践的审美对象和文化创造的审美对象三大类；新世纪的审美对象对审美主体具有愉悦人的感知、提升人的境界、塑造人的灵魂的三个主要实践功用。     

论杜夫海纳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观

杜夫海纳把审美对象看成“为我们”而存在的“自在”“自为”的“准主体”。他认为“自在”与“自为”在审美对象中可以调和为一种自律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又创造性的赋予审美对象以“准主体”的地位，这样，在审美活动中，作为“准主体”的审美对象与作为欣赏者的“我们”便形成一种交流和对话的关系。杜夫海纳将审美时象界定为关系性的存在是对传统美学审美对象主客二分存在方式观的一种超越。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浅谈公诉案件的撤诉权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如何构建撤回公诉制度,是一件远未完结的事情.从撤诉依据上看,相关的司法解释存在诸多问题;从司法实践看,滥用撤回公诉现象、打擦边球现象严重.从学术界的探讨看,存在着论点分散而又未必中肯的问题;若要转变这些局面,应当从控辩审诉讼职能对立统一中认识撤回公诉、从当事人权利保障中把握撤同公诉的程序内涵、从程序公正的基本理念中建构撤回公诉制度.     

论公诉权的定位与职能配置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唯一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各界对其应该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还是公诉机关仍然存在争议。从公诉权的基本属性看,应确定其法律监督权的基本定位。通过对公诉权法律监督职能和公诉职能存在的内在矛盾以及弊端的分析,得出对公诉权的职能进行科学配置的基本原则是:强化公诉权的各项职能,限制和弱化法律监督职能,使法律监督职能仅具有程序启动性而不具有对法官的强制性,同时赋予辩方基本对等的法律监督权。为实现这一配置应进行一定的制度安排,如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及专职检察监督员制度等,以此来实现对公诉权的合理配置,处理好公诉权两大基本职能的冲突。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札记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探讨了诸多问题:情景关系,心物交融,入兴贵闲,析辞尚简,参伍因革,感兴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情与景,心与物,主观与客观这一系列大同小异的在文学理论中占核心地位的概念的阐述。本文从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和审美主客体关系两方面浅谈体会。     

未成年人犯罪公诉工作的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给家庭、学校、社会带来隐忧和不安,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对其如何处罚,不仅关系到未成年犯的前途,而且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意义重大深远,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承担着对未成年犯罪诉讼工作,笔者结合多年从事公诉工作的实践,就基层检察院在公诉工作中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开展公诉工作进行思考、探讨。     

环境公诉探析

环境公益的实现,国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极必不可少,它源于国家所负的环境保护的责任和公民诉讼的定位。而环境公诉与其他环境诉讼形式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在保护环境公益方面,环境公诉的原告资格赋予一定的环境保护机关比赋予检察机关要适宜一些。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前进,我们应通过环境实体法或程序法赋予环境保护机关提起环境公诉的主体资格。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诉讼机制的构建

被害人对公诉决定权制约机制是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权利,目的是防止检察官滥用公诉决定权对被害人造成伤害.公诉权的国家专属性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机制的最优途径是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构造中的诉讼主体地位,通过被害人程序性的制约权利防止公诉决定权的滥用,推动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进步.鉴于中国的公诉决定权存在的问题主要为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公诉转自诉制度的不合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缺失等,笔者建议从承认犯罪行为的私人侵权性等六个方面完善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的诉讼机制.     

从人权保障看我国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指的是公诉机关在对公诉案件提起公诉时的证明程度和要求。面对"高定罪率下公诉证明标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采用"定罪高度可能性"的公诉证明标准。     

网络诽谤犯罪自诉转公诉的域外考察及借鉴

"杭州快递诽谤案"折射出我国网络诽谤案件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衔接缺乏立法规定,"被害人撤诉论"由于缺乏法律支撑而无法彻底解决该问题,域外经验可为我国网络诽谤案件自诉转公诉程序的重构提供"他山之石".诽谤罪除罪化已成世界趋势,我国应顺势改变自诉与公诉的分类标准.在明确诽谤法律制度价值倾向的基础上,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作为公诉的前置程序.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均借助担当诉讼解决自诉困境,我国不能照搬适用,应以尊重自诉人意愿为宗旨对担当诉讼进行本土化改造.可以借鉴俄罗斯和我国澳门地区的立法经验,将自诉转公诉案件与公诉转自诉案件统一以自诉一公诉案件进行称谓并根据案件性质设置不同的诉讼程序.英国诽谤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保护倾向与我国《宪法》确认的言论自由权优先的立法理念相斥.     

"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美学内涵 ——以秦观词为阐释对象

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实践美学派的核心观点,在我国美学史上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观点具有什么样的美学内涵?以秦观词为具体的阐释对象,从创造美与审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观点具有合理性,具有丰富的内涵。秦观词根源于秦观的实践活动,是按照"美的规律"的能动创造,凝结着秦观的复杂感情与思想、性格与气质、智慧与才能,是秦观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审美主体的我们,通过感知审美对象来肯定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秦观词作为审美对象蕴含着极其宝贵的审美价值,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承载物。     

刑事诉讼法修订对公诉的影响分析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引发了检察机关公诉活动在执法理念及行为上的深刻变革。在新《刑事诉讼法》的指导下,公诉机关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其开展司法工作的第一原则,强调"证据合法",提高审查起诉案件的质量,提升实施法律监督的能力,以促进司法的公平正义。     

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合理性辨析

作为取证引导机制改革的不同模式,检察引导侦查与公诉引导侦查在改革目标和实施体系等诸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性,两者不宜混同使用.旨在强化法律监督的检察引导侦查,其引导模式与法律监督的属性互为冲突,难以实现侦查监督与服务公诉之双重目的.以提高公诉质量和效率为目的的公诉引导侦查不同于我国“严打”时期的联合办案,并不违背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理念,其更注重我国侦查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不失为现实条件约束下提高侦查取证质量的一种相对合理的路径和方法.     

加强公诉工作带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

之所以将公诉工作放到这样一个高度，是因为公诉部门担负着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出庭公诉指控被告人犯罪和刑事诉讼监督职责，公诉人员在庭上的表现直接影响检察职能的发挥和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公诉部门是检察机关对外展示自身形象的一个窗口，正确履行公诉职能，将更直接体现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服务大局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