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中俄关系

本文探讨了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的历史、合作规模、合作模式以及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影响.考察了20世纪初旅俄华侨组织的维权活动,20-40年代哈尔滨、上海等地俄侨的文化教育活动,民国时期诸种苏联研究会的研究宣传活动,新中国时期中苏友协对苏联全方位的宣传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中、俄民间组织在两国经贸、文化、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的活动.认为,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大体上有"民间组织合作"和"民间组织+官方"两种基本的合作模式.就合作规模而言,世纪初可谓涓涓细流,50年代掀起大潮,60年代跌入低谷,90年代以后呈现多领域、多层次稳定合作的发展态势.20世纪中俄民间合作内容异彩纷呈,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补充--在政治领域,发动群众实施国家大政方针,延长了国家的手臂;在经贸领域,依靠民间力量排除一些国家暂无力顾及的障碍因素,成为国家的帮手;在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利用民间组织决策及活动灵活的优点,成为两国交往穿针引线的巧手.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民间组织合作潜力巨大,可以大有作为.     

博洛尼亚进程与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空间

"博洛尼亚进程"是数个世纪以来欧洲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结构变革.2003年,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俄罗斯也加入到了这一计划之中.在取得一些积极成效的同时,整体的发展并不顺利,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教育界的不积极.追踪俄的博洛尼亚进程,有助于提高中俄教育交流的针对性和成效.中俄教育交流合作有着众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并在合作办学、人才交流、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存在着相互认知、留学生培养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探析

为了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中国实施了能源进口多元化、拓展海外能源产地的战略,加强了与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能源合作。俄、澳两国作为中国的重点合作对象,在能源结构、国内制度、与中国合作的模式等方面有着各自的特点。从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三个视角对中俄、中澳能源合作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探寻两种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     

中俄经贸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优先合作领域及对策建议

经过近几年的调整之后,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规模走出了低位徘徊的局面,出现了不断增长的良好势头,但离两国领导人提出的200亿美元目标差距较大。不过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拥有诸多有利因素和潜力巨大的优先合作领域。     

“一带一路”倡议下湖南省高校对非教育合作:基于孔子学院建设

2008年12月,由长沙理工大学和利比里亚大学合作共建的湖南省第一家非洲孔子学院-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揭牌成立,这是湖南省高校和非洲地区教育合作的创举。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截至2020年10月,湖南省高校在非共计创办了4所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为宗旨,课程内容形式多样、定位清晰明确。新形势下,湖南省非洲孔子学院如何克服师资物资匮乏、办学模式单一、文化传播受限等难题,尤其是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且在部分国家未得到有力控制的局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研究。     

白俄罗斯旅游业发展现状与中白旅游合作前景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旅游业是发展最快、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较大的产业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旅游合作正在成为国家间双边及地区多边合作的重要方向。在最新的《2030年前白俄罗斯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旅游业已被白俄罗斯确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尽管在基础设施、发展资金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在国民经济贡献度、市场受欢迎程度、服务形式与水平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其在资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等方面已具备较好的基础,发展前景广阔。中白旅游合作,在资源、政策、市场等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合作条件。通过实施第三方市场联合开发、区域旅游集群建设、消费支付手段便利化以及创新产品宣传手段等措施,未来中白旅游合作有潜力成为继中白工业园之后中白间务实合作的又一亮点,进而成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新典范。     

困境与协调: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博弈——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

2009年2月17日,被称为"贷款换石油"的中俄大型输油项目终于敲定.这标志着两国间长达15年的石油博弈终于突破了重重困境,有了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回首中俄两国15年间围绕远东石油资源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每一轮谈判都是一场事关国家利益的针锋相对,每一份协议的签订都体现了双方寻求双赢的妥协.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视角,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从输油管线之争及石油定价机制谈判等几个方面,对中俄能源合作进行系统的梳理,提炼双方博弈策略的精髓,发掘竞争背后蕴藏的合作因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今后中俄能源合作的走向依旧是"博弈-困境-协调"模式.     

卢布国际化战略评析——兼论中俄贸易本币结算

货币国际化是一种货币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中行使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等职能的过程。货币国际化对货币发行国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卢布国际化是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为实现卢布国际化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目前,卢布在独联体国家贸易中的使用量较大。而中俄贸易的本币结算则走过了从试行到推广的进程。由于俄罗斯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卢布尚难以在国际贸易中成为强势货币,也难以成为储备货币,卢布国际化前景存在着不确定性。     

中俄油气合作浅析

俄罗斯是世界上的油气大国,西伯利亚和俄远东部分是石油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位于“内新月型地带”的东端,因而,俄油气对中国有很强的吸引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供需缺口逐年增大,经济发展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因此,随着俄油气工业政策的调整及“东向油气战略”的实施,对于中俄这两个欧亚最大的邻国来说,如何认识中俄在油气领域的合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与华侨华人的逻辑连接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解读视角不一样,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逻辑连接也不一样。从战略要求解读"一带一路"战略,我们看到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对华侨华人的各种要求,从战略的本质和精髓解读"一带一路"战略,我们看到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可能的机遇;而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分析则提示我们需要注意"一带一路"的实施可能给华侨华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华侨华人都是该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仔细谋划。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斯合作

近年来,由于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印太战略逐步从构想转变为现实,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和以印度为首的域内国家不断加大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投入,使得印度洋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这不仅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国,人口不多,经济实力不算强,在印太战略中也非核心国家,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和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的国内外政策与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国内政局稳定性下降,对外政策出现摇摆,经济增长率下降,民生改善缓慢,恐怖活动增加,民众意见日益多元化,这值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高度关注。     

Drivers of China’s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iplomacy: The Case of the Sino-Thai Railway Project

ABSTRACT

The land-based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s a par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come central for the country’s economic diplomacy since 2013. As part of these initiative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keen to expand their high-speed railways across the country’s border into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ailand has been one of the front-runners in negotiating high-speed railway projects with China.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land-based Silk Road Belt; what are the rationales behind the Sino-Thai rail project; and how can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Sino-Thai negotiations be understood? These questions reflect on whether we are witnessing Chinese economic diplomacy to advance commercial and wider economic goals or Chinese economic statecraft to serve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Overall, after examining the evidenc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diplomacy and the Sino-Thai rail project are driven predominantly by economic motivations.     

东欧亚地区的新地缘政治：太平洋俄罗斯再次处于边缘地位

东亚或者按现行术语来说的东欧亚,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地区内部关系的性质方面面临着重大变化。21世纪初形成的北太平洋地区“双边关系”正在经历转型。莫斯科正将其议程从亚太地区重新定位为“大欧亚”,俄罗斯东部地区再次回到东亚和欧亚地区双边缘的地位。如果莫斯科真想改变俄罗斯东部边缘地区的命运,就必须认识到亚太地区发生的结构性转变的深度。欧亚一体化的东北平台从幻想变成现实,需要中国和俄罗斯发挥推动和协调的作用,同时建立东欧亚地区国家多边政治对话机制。太平洋俄罗斯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为其创造了新的机遇,意味着将有新的尝试来改变地区的命运。本文原载于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杂志2018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在《俄罗斯学刊》中文发表。     

孟加拉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利益与问题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为此,中国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后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合作,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孟加拉国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一部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被列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从孟加拉国的角度分析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利益所在,并讨论孟加拉国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的作用,对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孟加拉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也需要从孟加拉国的角度审视"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五通",重点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面临的挑战,从孟加拉国的角度提出中国回应挑战的建议,为推动未来的相关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习近平首脑外交与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合作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党对外交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首脑对外交工作的核心领导。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白合作的倡议得到卢卡申科总统的认同和支持,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白“一带一路”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白克服了空间距离远、产业合作条件不佳的困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建设中白工业园,并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目前该项目的进展迅速。中国与白俄罗斯的“一带一路”合作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合作。从中白合作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因势利导和差异性的合作形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特点。“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创新。     

试析近现代中日教育文化的阶段性发展

中日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古代教育对日本教育的思想、制度及方法给予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清朝的闭关锁国束缚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近代日本教育在中国的教育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各阶段日本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实践意义

为有效化解美国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哲学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和谐、和睦与和平"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新理念;在战略层面,提出实现"亚太梦"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政策实践层面,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构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可以使多元化、多样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实现利益共享,扩大共同安全,推进合作安全,促进发展安全,增进可持续安全。     

The Development-Insecurity Nexus in China’s Near-Abroad: Rethinking Cross-Borde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n Era of State Transformation

Surprisingly, perhaps, China’s flagship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presses a familiar mix of the 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 and liberal interdependence thesis: Chinese leaders exp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will stabilise and secure neighbouring states and improve inter-state relations. However, drawing on the record of China’s intensive economic interaction with Myanmar, we argue that the opposite outcome may occur, for two reasons. First,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s inherently conflict-prone. Second, moreover, China’s cross-border economic relations today are shaped by state transformation – the fragmentation, decentr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party-state apparatuses. Accordingly, economic relations often emerge not from coherent national strategies, but from the uncoordinated, even contradictory, activities of various state and non-state agencies at multiple scales, which may exacerbate capitalist development’s conflictual aspects and undermine official policy goals. In the Sino-Myanmar case, the lead Chinese actors creating and managing cross-border economic engagements are sub-national agencies and enterprises based in, or operating through, Yunnan province. The rapacious form of development they have pursued has exacerbated insecurity, helped to reignite ethnic conflict in Myanmar’s borderlands, and plunged bilateral relations into crisis. Consequent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had to change its policy and intervene in Myanmar’s domestic affairs to promote peace negoti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