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员整合减负担小微网格精治理

基层治理点多面宽,基层资源量小力微,统筹用好各方力量十分必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完成以后,芦山县大力推进农村"多员整合",顺势开展党员"入网定责",有效推动资源利用集约化、农村治理精细化,持续激活乡村治理"一池春水".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村民理事会与村级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索——以安徽省H村为例

村民理事会是近年来乡村出现的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其产生是在后农业税时代资源下乡过程中,对乡村行政化治理的一种纠正。与城市基层社会基本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同,村庄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这就决定了作为基层协商重要形式,村民理事会内在的运行机理主要依靠其成员的面子以及与村民的人情关系。现在村级协商民主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使村民理事会在农村治理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村级协商民主建设,必须要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健全村级协商体系,推动行政化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结合。     

“党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层治理创新——以江西省董家镇“红色合伙人”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治理,重点要解决好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两大难题。农村产业发展和有效治理,需要调动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尤其要发挥好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作用。江西省董家镇"党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模式充分调动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实现基层党建的延伸、优化村级治理、引领农业产业发展,同时又有利于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基层党建创新、乡村治理创新和农业产业发展创新三者的有机融合,也是协同治理创新的体现。从对基层治理创新的个案分析中,也反映出基层治理创新的普遍性问题,需要注意对基层治理创新的单向性问题、持续性问题和扩散性问题予以关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要特别注重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加强对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研究。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新时期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浙江省舟山市坚持以人为本,寓管理于服务当中,积极探索"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构建了新时期基层治理的新模式。与其它治理模式相比,体现了治理理念的人本化、治理资源的整体化、治理手段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格局的开放化等特点。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正规抑或简约:基层组织形态的选择——基于上海、河南、山东三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调研

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是实现治理有效进而走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配置。我国东中西部基层组织形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以上海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治理资源丰富,内在选择了"正规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治理事务稀疏且偶发,治理资源稀缺,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简约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具有现实合理性;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指引下,治理任务空前密集,以山东农村为典型代表的过渡区域创造性地探索出了"耦合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核心特征在于"社区实体化+兼业化村干部",实现了治理任务密集、治理资源相对稀缺、村级治理简约高效的有机均衡,成为继东部道路和中西部道路之外通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第三种选择。     

注重加强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

<正>村级组织是我国最基层的组织,是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斗堡垒,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惠民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实施者。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全省村级组织建设水平取得明显进步提升,在推进脱贫攻坚、环境污染治理、化解过剩产能、建设美丽乡村等重大任务中发挥了重要基础作用。但是,问题依然不容忽视。有的村"四议两公开"制度形同虚设,重大事项由村支书一人说了算;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制度空间、实现路径与当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为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的范围扩大且作用日益凸显。基层政府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激活民主机制,从而推动民主参与向权力行使和监督环节深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提高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资源供需均衡、降低资源使用成本和提高监督成效。     

村级文书制度: 城中村治理的制度创新

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城中村因征用土地、分配财富等引发生了一些社会治理问题.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村民自治与基层党建结合起来,使村民受益、村庄相对稳定,并服务于城市全局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厦门市海沧区通过实行村级文书制度,促进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机统一,改善了村两委关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村级良性治理.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规范小微权力运行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正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区政府深入开展"三基"建设年活动,以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加强、推动基础工作全面进步、推动基本能力全面提升为要求,深化实施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促进村干部作风转变,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善了基层的治理体系,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全面"清权",科学"定权",解决权限不清的"难点"。为解决部分村级组织权责不清、服务不优、监管缺位等问题,规范村级组织、村干部权力运行,区委组织部牵头,     

实施小微权力清单制度 规范村级权力运行——迁安市创新村级事务治理模式

<正>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当前,农村基层矛盾多,究其原因,既有村务管理混乱、村干部用权行为不规范的因素,更多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权力不透明,导致了群众对村干部的猜疑和不信任。为此,迁安市探索创新村级治理模式,实施了村级事务"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服务     

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村级党政“一肩挑”的发展逻辑及实践路径

村级党政"一肩挑"的问题由来已久。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地方探索到党的十九大后的"全面推行",村级党政"一肩挑"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折射了乡村治理模式的调适与转型。当前,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既是实现上下权力有效衔接的正当途径,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推进和实现村级党政"一肩挑"仍需面对民意表达不畅、权力监督不足、干部资质不济等挑战,可从人员配备、组织优化、制度完善等方面切入,构建推进村级党政"一肩挑"规范运作的实践路径。     

这些村干部集体坐班后的隐忧

正近年来,国家提出建设服务型基层组织,变管理为服务,在基层实践,特别是村级治理中却出现了服务主体性、积极性丧失的问题,亟待重视和解决。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对此进行了研究。村级变得越来越行政化2018年,笔者到湖北省T县和X县调研,发现当前中部农业型地区村级治理的规范化要求也已经相当严格。让人意外的是,这也造成了一些基层的困扰。     

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角色定位及路径选择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并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战略任务。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力量。面对新的形势,研究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对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快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中面临的新形势多年来,基层党组织通过强大的执政资源和执政     

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的实践与思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为进一步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大力推进"关权入笼"向村社一级延伸,郫都区试点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积极探索提升村级治理法制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梁山:破解农村三个难题

梁山县围绕破解"三农"难题,加强服务型村级党组织建设,有效提升了村级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围绕破解农民"种地托管"的难题,由村党组织牵头开展土地托管,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中创新服务手段。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协调,在乡镇和涉农职能部门政策支持下,村级党组织直接参与或协助基层供销社托管农民土地。共探索出四条全托管模式:基层供销社领办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