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理念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客观解释),而不是立法者制定刑法时的本意(主观解释);对于刑法文字表述的缺陷,应当通过解释予以补正,批判刑法不如解释刑法;刑法的真实含义是从生活事实中发现出来的;解释者应当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具有相对性.     

关注刑法解释的司法逻辑——兼及刑法教学如何适应司法实践

在刑法学语境中,司法逻辑是体现定罪量刑的司法本质并为＂刑法是司法法＂命题所蕴含的实体性实践逻辑。司法面向的刑法理论和教学是解释性的,其司法逻辑的哲学精神是主体间性。刑法解释的＂说明论＂不讲主体性,＂理解论＂不讲主体间性,都偏离了司法逻辑。由于＂前见＂（刑法概念）的非司法性,传统中的法益一元论、规范一元论以及法益与规范二元论这些＂前设＂,也都偏离了司法逻辑。要实现刑法解释的司法逻辑化,必须回到司法过程,重要的是刑法学应致力于为控辩双方建构合乎过程正义的逻辑和说辞。     

从刑法解释论谈死刑的司法控制

现阶段从立法上大规模废除因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低于生命权益价值而不应被配置死刑的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等犯罪的死刑,尚不现实。现实的是,从刑法解释论上进行死刑的司法控制:数额犯应当通过同种数罪并罚的方式减少死刑的适用;致人死亡,解释成非故意致人死亡为宜,但转化型犯罪中的致人死亡,应仅指故意致人死亡;关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部分核准权继续下放的司法解释,应当立即废除。     

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限度

在司法中心主义立场下，法官是法律适用的主体，法官要完成法律适用活动中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把握，需严格以预测可能性和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特别是在涉及类推思维与扩大解释时。     

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     

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北大核心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     

刑法解释论

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依据构成要件的解释目标是针对立法原意还是法律规范的客观含义,可将刑法解释分为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刑法解释应当二者兼具,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理论界依据刑法解释是否只能严格遵循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形成了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但二者在刑法解释的本质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差别。根据犯罪的本质是对规范的违反还是对法益的侵害,可将违法性认识分为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我国刑法应当坚持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逐步适当发展行为无价值在立法和司法领域中的运用。     

刑法解释的诠释学论说——刑法解释的构成解读

在诠释学的语境之下,刑法解释是一个诠释性的概念,是指正义理念、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相互对应。刑法解释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体,两者不可缺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刑事法治和司法实践的要求,而刑法解释的可能性,则是司法运作和实现法治的基础。     

刑法解释的限度

我国现行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而刑法的适用主要通过刑法的解释来实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的限度是刑法解释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刑法解释的限度源于刑法解释的客观性,体现在刑法解释的时代性,并以典型的刑法解释为例来具体分析刑法解释的限度问题。     

刑法文义解释方法论

刑法文义解释是刑法解释方法论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始终受制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其他解释方法，具有非自足性，但自身体系的非自足性并不能否定文义解释在人们认识理解刑法中的重要意义，相反理解的语言性和罪刑法定原则却决定了文义解释在刑法解释方法论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论法官刑法解释

出于维持刑法稳定、及时惩罚犯罪与追求司法正义的需要,法官有必要对刑法文本进行解释。在司法实践上,权力缺位、错案追究及案件请示等因素的制约,致使法官不能、不敢、不愿解释刑法文本。由此,司法能动性、司法独立性及司法程序性等内在属性不能彰显。为了促进法官解释的实施,需从立法上明确授权、废除错案追究制及禁止案件请示等层面入手。     

论刑法立法解释

刑法立法解释应当限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颁布的专门解释,它应当与刑法草案说明、刑法解释性条文、立法解释性文件、立法解释性意见相区别。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限于刑法的重要原则、基本概念和检、法两家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分歧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形,它作为刑法改进与刑法司法解释的中间物,其独特价值在于明确概念、澄清争议、统一司法。从完善的立场看,该种解释应注意必要、及时和规范三个方面。     

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

作为一种独立的刑法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要求将宪法规范运用刑法解释当中,使通过解释得出的结论与宪法的规范含义相一致,避免与宪法规范相矛盾。运用这一解释方法,发挥宪法规范(主要是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活动的限制功能,以保障人权不受刑罚权行使的不当干涉。     

论刑法解释的规则

人们对刑法的解释不应当仅仅关注刑法解释的结论,而应当更多地关注刑法解释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学界对刑法解释的规则多有分歧。这些分歧体现了学者们在刑法解释的哲理层面的对立与分歧。它们中的每一种观点的哲理基础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又都并非无懈可击。刑法解释的规则应当是一种多层次的顺次检讨规则。     

化解政治分歧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越往前走,越要求破解两岸之间的政治难题。现实情况也充分表明,在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过程中,一些政治议题尽管可以暂时搁置,但不可能完全和长期回避。化解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提升政治互信水平,进而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协商,已日益迫切地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分歧与化解

中美关系正进入新的阶段。由于战略分歧加大,中美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本文在对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分歧进行归纳与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这些分歧出现的背景与原因,探讨了中美之间出现冲突的风险,并提出了一些化解思路。中美必须从战略层面把握和调整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风险隐患,积极采取措施落实新型大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内涵,成功渡过中美关系特殊的转型期,化解战略风险,保障战略稳定。     

论刑法解释不能类比于文学艺术类解释

必须区分根据法律的解释与关于法律的解释,刑法解释当属前者。对刑法及其解释不能类比于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艺术性作品及其鉴赏解读,后者可以不受作者意图限制。不能像对文学艺术作品解释那样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谨防解释者按照所谓社会现实需要违背立法价值观的解释。     

刑法谦抑之司法实现

刑法谦抑的司法实现是刑法谦抑理念完成从理念到实践转变的重要领域和环节.要实现司法谦押应当在完成司法人员司法谦抑理念培育的基础上,立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环境之中,通过体现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轻刑化要求的司法制度的完善来进行.     

刑法解释基本问题研究

刑法在适用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那么对于刑法条文规定模糊的地方，进行刑法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刑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弄清楚刑法解释的目标、方法以及解释限度，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和适用刑法，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人权。刑法解释目标是刑法解释的逻辑起点，反应刑法解释的价值观，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的大前提下，出现多种学说。文章在分析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综合解释观的观点。刑法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适用的途径，也是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文章阐述了各种具体的方法以及在案件中适用不同方法的位阶。刑法解释的限度也是刑法解释的关键问题，关系到公权力行使的界限。刑法解释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刑法解释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