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流派

西方国际政治学经历了由“单枝”到“大树”的发展历程，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行为主义、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连绵不断，其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构成了当代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流理论，而建构主义则不仅是对后冷战时代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传统国际政治学的一种深层次反思     

中国与东亚共同体建构

在探讨东亚地区主义时通常所运用的三种思维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思维范式。按照这样的一些思维范式分析,90年代后期的区内外因素促成了东盟+3会议的召开和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发生及东亚同盟体的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和平崛起对于参与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西方国际体系论探索——从科学行为主义到建构主义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行为主义革命推动国际体系论的勃兴开始,国际体系逐步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和研究重点.本文对国际体系理论主要的学者及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从卡普兰、辛格等的行为主义研究到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继而到基欧汉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体系观.这些理论流派对国际体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和观点,进而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国际体系论.     

理解南海问题中的东盟:以陆制海、东盟崛起与地区稳定

南海问题已成为讨论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难题。学术界在分析中国-东盟关系时,依据不同的问题领域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大理论有不同的认可。但在南海问题上,国际流行的舆论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势,体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思路,不尊重国际法。本文认为,上述理论都不足以帮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南海问题。就南海争端而言,中国与东盟既有共同的表述,但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之所以重视作为地区组织的东盟,既源于中国自身的战略目标,也源于东盟的独特力量。与流行的看法不同,中国不仅没有削弱东盟,反而不断强调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并且在南海问题上强调和东盟一起发挥稳定地区局势的作用。中国之所以这样做,除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需要之外,也是向外拓展海洋势力的需要,中国的基本主张是以陆制海。此外,随着东盟在平衡地区外势力中的地位上升,中国也倚重于东盟来抗衡外部力量对地区稳定的破坏。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建构主义的挑战——以冷战后的北约东扩为例

冷战结束后,北约组织不断向防区外扩展.无论是新现实主义的北约消亡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存在论都没有预测到北约组织的扩张.面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建构主义以国际社会化以及安全文化理论为工具来分析北约问题并挑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及方法论,从而不断丰富对北约东扩问题的理论分析.     

试论传统建构主义在国际政治学中的异军突起

建构主义是二战后国际政治学界继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重要理论丰碑。在 建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温特对加强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起到了显著作用。传统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包 括: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理念主义的本体论、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传统建构主义不仅是一种体系理论, 也是一种 身份政治理论、学习进化理论。传统建构主义对国际政治学产生的实际效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传统建构主义在 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缺失, 大大限制了它对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影响。     

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几点质疑--兼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的必要性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构成了现今西方三派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的权力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下自助的探索,自由主义对制度、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剖析,建构主义的观念、认同和文化透视,为我们观察和分析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分析工具和框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引导意义。其中,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久远渊源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它注重揭示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实际情况,主张从权力、利益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把权力--政治行为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分离出来加以研究,并据此发展了一整套国际关系理论,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国际格局演变的延续性和变迁的普遍性。西方特别是美英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事实上也成     

越南与东盟一体化:在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

本文以东盟一体化发展进程为背景,分析不同时期越南在东盟一体化中的角色及作用。冷战时期,越南的民族主义推动了东盟的诞生;后冷战时期,越南与东盟改善关系并加入东盟,越南的地区主义助推东盟的扩大和深入发展。越南在东盟一体化中的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越南依据其民族国家利益,结合世界和地区情势做出的理性选择。东盟共同体建设完成后,越南仍然会以其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充分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在东盟一体化中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论国际关系学中的国际伦理研究

本文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伦理研究进行了初步评述。国际关系学长期忽视了国际伦理问题,生存逻辑、实证立场、时代背景以及对古典现实主义的误读是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全球问题的出现、"成熟科学"的要求、学术研究的伦理指向都意味着应该"认真对待伦理"。冷战结束后,政治理论与建构主义推动了伦理回归:前者主要讨论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规范问题,后者则从规范与经验相结合的角度评估国际伦理的限度与可能性。本文认为当前的国际伦理研究尚缺失对国际伦理现象的解释,并主张从理性选择、规范动力等角度进行跨学科研究。     

新现实主义视野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

作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也被运用于地区层面,成为很多国内外学者阐释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理论范式之一。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东亚国家对于均势体系或结构的追逐由来已久,无论是东盟的成立,大国平衡战略的实践,还是由于中国崛起而引发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中日之间的矛盾和竞争等都彰显了东亚地区结构的不断变动,显示出东亚地区国家间追逐权力平衡的过程。     

能源安全:欧美中三角关系中的一大难题

本文认为,关于能源安全,国际关系理论两大流派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有着不同的解释。美国和中国似乎仍在推行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而被边缘化的欧盟虽然推出了多边议程,但也可能将被迫遵循现实主义路线。文章主张,可通过将美、中、欧三方(或还包括其他国家)融入一个多边主义机制框架内,以克服它们之间的政策分歧,加强全球能源安全。这样做也有助于美、中、欧三方更好地协调能源政策,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和全球秩序等问题。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进中的观念因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 对观念因素的认识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演化。早期 理想主义者奉行观念至上论, 卡尔“道德现实主义”奉行观念与物质的折衷主义。随着现实主义的 逐步精确化和科学化, 观念的作用几乎被完全忽视, 观念因素也逐步被排除到国际政治研究和关注 的视野之外。冷战后, 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 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以复兴。观念为人 们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

文化已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维度。在建构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中 ,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等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文化结构的研究包括规范、制度、认同等一系列范畴。本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主流学派的国际政治理论为基础 ,试图阐发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的互动 ,以及与国际安全之间的构成性关系。     

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视角

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治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范式。与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 与安全、强调国家的中心作用相比, 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相互依赖, 强调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复合相互依赖模式 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创新, 它为推进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日本安倍政府的东盟外交:基于现实主义外交的理论视角

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渗透着严重的"实力支配主义"及"利益至上原则",其战略目标不单纯是谋求维护及扩大日本在东盟地区的现实利益,更意图与东盟个别国家乃至东盟整体建立以合作应对中国威胁为基本价值观、以集体遏制中国发展为战略目标的同盟体系。自2012年末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它就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维度对东盟国家展开全方位的现实主义外交。但必须指出的是,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暴露出强烈的逐利性,同时,刻意追求对华均势的战略效果,凸显"继承性、破坏性、争议性、自我性"的严重缺陷。     

现实主义权力理论比较分析

权力理论是现实主义流派的核心学说, 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影响最深远的理论。 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 其后多位现实主义大师极大丰富了 该理论。按照对于权力的认识及研究方法的差异,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从诞生到今天大致 可以分为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和以沃尔兹及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     

性别、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

女性主义是唯一以性别作为理解世界政治的核心的理论。然而 ,以经典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却忽视或否认国际关系中的性别问题。本文通过女性主义视角对权力政治加以重新评价 ,以反映性别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第一部分主要借助汉斯·摩根索的著作来描述权力政治概念 ,揭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构建在对政治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男权主义表述上 ;第二部分则依靠性别对经典现实主义加以解构 ,主要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定义权力政治概念 ,并且通过对权力的多种来源、多层含义和广泛人性的表述 ,挑战现实主义理论范式 ;结论部分谈到女性主义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东南亚新地区主义及其制度转型的范式研究

东盟-体化进程的加快是东南亚新地区主义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目前对东南亚新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套路。东南亚新地区主义具有地区整合和地区离散的双重特征。东盟的扩大、经济一体化、冲突的管理和解决等,又使得新地区主义具有制度转型的特征。东盟期望通过加强内部的文化认同和调适,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更具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东南亚新地区主义及其制度转型的范式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国际公共管理的工具与工具选择:基于国际争端领域的分析

国际公共管理是对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需选择合理的管理工具。本文从工具主义、过程主义、权变主义和建构主义四个视角梳理了国际公共管理的工具理论。笔者以国际争端领域为例,按照强制程度将管理工具分为自治型、参与型、混合型和强制型四种,根据主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维度,构建了国际争端解决中的管理工具选择模型,提出不同的管理工具选择的依据,并通过现实案例进一步加以阐释和深化。     

东盟“中心地位”的建构和维续——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国际组织模式

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东盟众多文件不断强调东盟“中心地位”，中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和支持是一贯的、明确的。从内涵和本质上看，东盟“中心地位”包含了东盟对内推进一体化、对外协调区域关系的两重内涵，实质上是东盟对地区事务自主性的追求。结合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东盟“中心地位”代表着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制度优势，为东盟处理与域外国家的关系提供权力资源。与此同时，东盟“中心地位”作为地区程序和规范的本质，使其维续与东南亚地区机制的变迁相挂钩。基于此，文章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用于分析国际机制变迁的国际组织模式作为分析框架，根据东盟的组织能力、谈判方式，以及其他组织的介入来探讨影响东盟“中心地位”维续的因素，并归为内生动力和外部干扰两个层面。在内生动力层面，有效的制度框架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制度优势基础，东盟的团结凝聚能够加强东盟整体应对问题的能力，“东盟方式”的践行则是通过特定的规范影响地区议题的谈判，三者是推动东盟“中心地位”自我维续的动力，共同支撑东盟在对外交流中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外部干扰层面，东盟对大国关系的协调作用存在限度，域外大国竞争关系的激烈程度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