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反腐败的收益成本博弈及对策研究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比较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收益和成本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博弈。收益高、成本低是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运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理论,对腐败收益和成本的构成因素以及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提高腐败成本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发展趋势。     

论反腐败的经济学视野

腐败问题是内生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症之一。人们因缺乏对腐败的生成和作用机制的系统认识,而无法提出全面有效的应对措施。腐败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但在构成要素上是一致的,其生成机理主要可以归纳于人的趋利理性、公共领域的漏洞、并存的混合体制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以成本效益的视角看,成本收益的比较是反腐败的作用机制。基于腐败问题生成机理和作用机制的认识,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提出了反腐败的战略及对策。     

关于应对我国当前跨国腐败犯罪的新思索

由于犯罪的防治是一个全方位、系统化的工程,因此对于我国当前的跨国腐败犯罪,应当从道德建设、制度规范、监督与合作等三大方面由标至本、内外结合地予以惩治与防范,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使我国的反腐败成效大打折扣。     

论寻租腐败

本文运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双重角度来揭示腐败现象产生的现实经济根源。本文认为，构成寻租腐败的两大因素是利己主义动机和经济租金，两者结合并通过寻租活动方式表现出来，促使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互相交换，这就是腐败的深层本质。针对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寻粗活动常见的表现方式和趋势，当前遏制以寻租为特征的腐败现袅滋生蔓延的主要措施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强化各种监督机制、提高破案率和受惩成本、加强道德约束等。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其遏制

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 ,新旧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旧社会管理体制和新旧政治管理体制将会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新旧管理体制的共存和矛盾 ,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的下述特性 :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 ;“集体共犯”式腐败 ;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干部提拔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败”。带转型期特征的腐败 ,必须靠制度创新方能遏制 :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 ,以削弱腐败产生的基础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靠民主制度制约和净化权力 ;严明法纪 ,加大腐败行为的犯罪成本 ,从而减少和抑制腐败 ;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制度建设 ,以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几率。     

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反腐败活动存在着社会成本与收益,反腐败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寻求经济上的合理界限。从这一思路出发,文章重点对思想教育、社会运动、制度约束等反腐败方略进行了成本——收益比较,认为制度约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反腐败方略。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中国反腐败方略的设计原则,提出要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以薪养廉,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等方法,使政府官员不可能、不敢于、不必要、不愿意腐败。     

领导干部腐败的原因分析

反腐败是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从根部解决腐败问题,就要对腐败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人性的贪婪、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制度上的漏洞、为官成本、官场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这些都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透析"差序格局"背景下的公共权力腐败

公共权力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恶性肿瘤",害党、害国、害民,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公共权力腐败之发生,是由个人主观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客观环境因素和诱因共同作用的恶果.本文试图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运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透析当前我国社会关系结构与公共权力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着力探求引发权力腐败的社会客观环境因素和诱因,并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必须从更深刻的社会结构层次出发,改革社会关系结构和权力结构,进一步消除权力腐败赖以发生、延续、蔓延的土壤,推进反腐败事业向纵深方向发展.     

“涉入”与“知情”:集体腐败道路上分离的两点

三位美国学者布瑞夫、白川和杜克里奇共同提出的过程模型作为解释集体腐败问题的一种新观点,认为组织成员对集体腐败的涉入可能是一系列决策和行为过程的结果,并且,当事人可能在并未形成对腐败行为的肯定态度之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涉入了集体腐败之中。本文中腐败过程涉入点和腐败后果知情点概念的提出,是对过程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在腐败过程涉入点上,时间距离、结构距离和合法权威等机制共同促使组织成员在不知不觉中涉入到了集体腐败的链条之中。在腐败后果知情点上,当事人通过对继续还是停止已经开始的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或(和)价值一致性评价,从而选择成为检举者、退出者抑或是罪恶的作恶者。涉入与知情两点的分离,启示我们可以在腐败后果知情点上打开瓦解集体腐败的缺口。     

基于情境预防理论的农村基层腐败犯罪预防机理与路径选择

预防农村基层领域的腐败犯罪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与传统腐败预防相比,情境预防是一种低成本、周期短、效果好的犯罪预防手段。基于情境预防理论,通过对扶贫领域腐败犯罪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犯罪情境因素的分析,从初始阶段、习惯阶段和中止犯罪阶段设置减少"微腐败"领域腐败犯罪刺激、提高腐败犯罪的难度、降低腐败犯罪回报的情境,可达到扶贫领域腐败犯罪预防之目的,并为"后扶贫时代"农村基层腐败犯罪预防提供思路与方法。     

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的制度伦理向度

公权力异化与腐败是权力滥用的两面,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也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虽然人们普遍强调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入手来解决公权力异化与腐败问题,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则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论高校腐败的特点及其惩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高校作为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才的特定场所和知识创新的基地,正在不断地受到腐败问题的侵蚀和困扰,高校腐败具有相对集中、隐蔽性强、团伙犯罪不多、人们关注相对较少、危害的深层次性等特点。惩治高校腐败必须准确定位,消除误区;加强教育,筑牢防线;健全制度,堵塞漏洞;全面监督,强化制约;严惩不贷,加大成本。     

2011政坛反腐走势

只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才能使教育更有说服力、制度更有约束力、监督更有威慑力,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当前腐败问题呈现哪些新特点1.出现了一些隐蔽性、复杂性、欺骗性更强的新形式的腐败犯罪。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     

我国农村腐败问题的成因及反腐败机制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腐败问题比较突出,已成为影响和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彻底根除农村腐败问题,在加强教育、培育良好社会风气的同时,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健全完善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密而富有逻辑的反腐机制必须在深刻分析产生腐败原因的基础上,从道德、立法、财务管理、考核、监督、惩处机制等方面深入推进。     

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治理到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性转变.     

“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腐败加剧同步的“悖论”,更表现为“关系”根植于腐败行为之中并使腐败行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尽管中国确立了以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台和完善反腐制度,却不可避免陷入了制度陷阱的逻辑困境.当前中国的反腐尽管符合政治理性——“先治标、后治本”,但这种反腐策略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就需要现实地理解反腐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财政领域腐败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在我国的腐败案件中,财政领域的腐败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要铲除滋生财政腐败的土壤,就必须改革不完善的管理制度,用制度规范行为,用制度来防治腐败。     

公务员高薪激励的陷阱

本文以提高公务员激励功效和解决当前公务员腐败难题为主旨,从分析高薪养廉的理论依据和方法缺陷着手,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租金理论为依据,分别运用经济学和政治学双重方法,着力寻找我国公务员激励失效的根源,并对当前我国充分有效地发挥高薪激励的杠杆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方案。     

试论我国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制度与法律根源

认清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制度性与法律性根源是治理土地出让领域腐败的基础。对土地出让领域相关制度以及相关立法之缺陷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土地出让领域腐败有着深刻的制度和法律根源,涉及土地供应、出让与管理制度、廉政制度、财政管理制度、政绩考核制度、立法体制及法律本身问题等方面。治理中国土地出让领域腐败必须从完善制度和立法两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