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共治：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基层实践探析——以浙江台州J区探索打造“义家+义圈”治理模式为例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当前社会治理改革的新取向,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如何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是各地探索的重点。本研究以复合治理理论为基础,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立足点,结合地方实践,提炼出“复合型共治”这一分析框架,通过治理主体复合、治理结构复合、治理功能复合和治理价值复合,构建以政府负责为主导、以社会自主为核心、以多元机制为保障、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复合型共治模式,以期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参考。     

加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基层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突破点。因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在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在基层。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剧，以往隐含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凸显且尖锐化，并集中表现、反映在基层。在中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总体部署下，基层政府面对一系列棘手的社会管理难题。无论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     

合作共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治理理论主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的多元、民主、合作,以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利益主体的发展和作用日益扩大。社会领域的改革滞后,致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明显增多,这要求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扩大公众参与...     

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的现实困境和角色定位--崔永元批评湖南省教育厅事件引发的思考

今年6月11日,著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出一条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厅,“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8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为此,湖南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此微博发出后,社会公众对此广为关注。湖南省教育厅也作出回应,对自己的做法进行...     

新加坡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与治理中的合作网络

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和国家意识正在经历变迁."新加坡21远景计划"的制定反映并强化了这一变迁的趋势.这是新加坡公民社会及其组织兴起所必需的结构性因素.新加坡各类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回应政治系统发生的变迁.现有组织力图淡化传统的角色功能,寻求赋予其自身新的合法性.新兴组织则利用大好机遇和可待开发的广阔社会空间努力发展自己.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为新加坡在稳健而又似乎缓慢的民主化进程中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路径.     

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建设的核心要素与提升路径

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是新发展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研究以江苏“不见面审批”和上海“一网通办”建设为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建设应具备四个核心要素,即“战略—技术—组织—制度”,建议当前提升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应在增强政府数字化领导力、提升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化建设能力、构建敏捷回应和协同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制度创新能力等四个方面持续推进。     

东亚市民社会:新兴组织与中产阶层

长期以来学界对东亚市民社会形成状况的宏观研究比较多,但是从中产阶层和社会组织视角进行的微观研究比较少.市民社会在东亚的形成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找到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文章通过对中产阶层和社会组织的功能进行分析后指出:在东亚,决定市民社会形成的关键因素是兴起于草根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组织,而西方学者指出的"伴随中产阶层登上社会舞台,必然形成市民社会"这一命题却不具有普适性.     

新时代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构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效手段。在研究阐释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概念内涵、模型、框架与逻辑机理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强化党委领导核心作用、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协同治理体系、提高公众参与成效、健全协商治理机制等方面提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路径,力求聚合多元主体力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善治,推进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俄社会组织发展的"黄金时代"。苏维埃国家在这一时期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921年3月-1924年5月,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初创,建立了宪法框架下社会组织部分自治的管理体制。从1924年5月至1928年2月,随着在经济领域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措施的收缩,开始构建苏共主导型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1930 年 8 月通过了关于社会组织的新的条例,明确地将社会组织的宗旨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该条例的颁布和实行,标志着宪法框架下部分自治的管理体制终结,苏共主导型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确立。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初创与确立,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摸索和建立治理国家模式,从相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一个缩影和组成部分。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数字政府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新形态,不仅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成就为数字政府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数字政府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复杂治理工程,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发展进入深水区,一些痛点难点问题亟待破解。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政务数据共享难,线上线下业务有机融合难,公私合作权责厘定难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基于数据生命周期,加快完善数据管理制度;理顺业务部门关系,推动线上有速度与线下有温度的有机融合;构建公私合作机制,推动政企合作良性互动,为突破政府数字化转型发展瓶颈寻求路径。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社会控制方式

本文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对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如何处理与其它政党、社群组织和普通选民的关系和社会控制方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制度设计上,它是一个存在一定程度多元制衡的一党独大的以行政为主导的软权威主义的政体。在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方面,执政党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对其严格限制和控制,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把其摒弃在国家权力之外,另一方面则保证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发言权,以对执政党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反映不同的利益和政见。在处理与社群组织和选民的关系方面,其基本原则是通过推行国家合作主义的政策把人民群众纳入执政党所设定的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实行一种具有多元利益表达和一定民主性的、提倡体制内合作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人民行动党在联系群众方面已经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尤其是这种机制不是一味迎合人民群众的眼前需要,而是着眼于其长远利益。     

创新社会管理视角下的新型公益组织建设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过：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也包括社会创新。在创新和转型的大趋势下,如何以创新的制度环境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又如何在礼会管理创新中加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和创新,已成为政府、社会和社会组织多方共同关注和重视的任务。近年来,社会组织的发展日益具有鲜明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     

论公民社会组织在欧盟问责中的角色

欧盟治理的网络和多层级特点给其问责带来诸多问题,尤其是民主问责缺失或被弱化.本世纪初以来,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已成为欧盟治理中的核心要素,这一“参与转向”为其在欧盟问责中发挥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鉴于欧里政体的特殊性,有必要对问责概念乃至评价问责的视角做出调整,由此可以凸显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或者说社会问责在提高欧盟问责效果...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发育过程的实践研究——基于山东省H社区的案例分析

文章结合社会资本和自组织过程的研究视角,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山东省H社区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过程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经历了“育种”“育苗”“育树”三个阶段的发育过程。其次,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主要基于多组织间互惠关系、大型社区公共活动、组织间持续性的联合行动等前提条件。再次,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五步工作法”能够规避结构性失衡等风险。最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常采用“多组织协商”的路径模式,并形成多元主体协商机制。对于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这一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建议推动其登记注册成为正式组织,二是建议充分发挥街道级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的功能,建构“区—街—社”三级枢纽组织的联动体系。     

日本传统社会下组织、交易治理机制的演进与市场发展

随着经济史研究中合约、组织、制度及其变迁视角的引进及其应用,传统社会下社会信念、规范、组织等非正式制度对商品、市场经济扩展的作用正在被研究者所关注。传统社会下日本的组织和非正式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血缘型组织（家族）、地缘型组织（村落）再到模拟血缘型组织（家元）和非血缘型组织（问屋、株仲间）的演进。在每种组织的形成及演进背后,起主要作用的是与各种交易相关联的声誉、产权保护和交易治理等因素。     

马科斯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与菲律宾基督教组织关系探讨

马科斯政府时期,由于菲律宾基督教教会活跃的“入世”表现,加之马科斯政权实施军管法引起人权状况恶化,以及政府对基督教人员、财产等权益的侵犯,菲律宾政府与基督教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变化。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待菲律宾基督教组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忽视到逐步重视,从观望到接触、援助、施加影响,而菲律宾基督教组织也希望借助美国政府向马科斯政府施压,推动结束军管并恢复正常的政治局面。美国政府力促菲律宾基督教组织恪守“政教分离”和“非暴力手段”的原则,关注并默许基督教组织与反对派势力合作,最终菲律宾在1986年通过“人民力量革命”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     

加强社会组织领域党的建设研究——以行业协会商会为例

为加强社会组织领域党的建设工作,中央把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纳入国家党政机构改革的体系之中,推动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进一步理顺了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后,社会组织探索出了诸多开展党建工作的新方式,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和经验,但也面临着诸如多头领导、管理主体混乱、党员流动性强、党建人才和经费不足等问题。总结典型经验,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领域党的建设工作,必须进一步深化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社会组织领域党内法规建设,进一步规范和明确领导主体,理顺管理体制,为社会组织领域党建工作提供制度、技术、人力、经费等保障。     

公民社会运动与韩国的民主发展

公民社会运动对于民主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韩国民主发展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是两面性的,它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大举进入政治舞台,通过游行、示威等抗议斗争瓦解专制、维护民主,然而由于公民社会组织自身的一些缺点,也造成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失控局面的出现,以往一些学者认为韩国的民主发展是在民主力量与专制政府的长期斗争中展开的。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同时也要重新认识政府在实现民主过程中的作用,正是“威权主义”政府维护了民主的基本形式和框架,使政治文化获得了进化的时间,这一贡献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