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巴洛克”

“巴洛克”是西方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本文从“巴洛克精神”、“巴赫与亨德尔”、“音乐与 其它艺术”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进行了分析探讨。     

中国现代小说的基因缺陷与当下困境

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自诞生以来,其就作为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历史运动之中。随着时势移易,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求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文学在政治生活中日益边缘化。与此同时,作为精英文化组成部分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21世纪的现代小说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干脆更加精英化,走小众化之路,从西方现代小说和现代文学、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滋补现代小说的精神缺陷。     

试论当代艺术文化学范式的转型

只有在“艺术一人一文化”的视界观照中，艺术文化学研究实践才能进一步强化其“属人的”学科特质。以“艺术一人一文化”为逻辑构架，艺术文化学的研究范式可分为客位艺术文化学、主位艺术文化学与主客位辩证艺术文化学。主客位辩证艺术文化学范式是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范式，它的实践品格、解放旨趣、开放精神和批判特征带来了艺术文化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正是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导致了人、文化、艺术整体观念的变革，它促使文化、艺术研究更加具有反思精神、实践意识，更加注重与现实的联系，更多地关注艺术文化主体的存在状态、艺术文化主体的种种实践形态。     

何其芳心理定位的转换

曾执著坚守艺术唯美思想的何其芳到延安后心理定位发生了明显变化：由“醒悟”后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逐渐转为自信，当心理定位与社会身份统一后，进而转为迷狂与自大。同时，在其不多的诗歌创作中逐渐放弃了对诗美的追求，出现了艺术精神与其追求的社会意识的分裂状态。     

小众化是当代文学的出路吗——与摩罗先生商榷

摩罗先生认为精英知识分子"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与底层民众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现代小说一直存在着大众化的传统,老舍与赵树理就是与底层大众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相融合的文化精英典型。摩罗先生主张以"小众化"解决当代小说困境,其实当代小说困境另有根源。"去政治化"和"物质主义"使当代小说陷入困境。突围之道不是"小众化",而是重新"大众化",即赓续现代文学作家与底层大众相融合的精神血脉,建构代表底层弱势群体利益的当代大众文学。     

短音乐唱作：青年的乐缘互动、内容生产与情感调适

数字音乐是年轻人娱乐休闲、文化消费和媒介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短音乐唱作+社交”的传播模式已成为当代青年参与数字音乐文化传播的新样态。本文采用虚拟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网络田野研究,认为视听传播促进了青年音乐消费方式的升级,“泛创作”的参与式体验满足了当代青年的消费诉求和审美趣味,技术赋能的音乐传播范式是青年短音乐创作的内容生产逻辑。短音乐唱作文化反映了艺术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一种审美调动机制进入青年的日常生活空间,青年应在与时代的互动中提高审美自觉,使短音乐唱作成为主流视听文化传播的优质来源。     

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弘扬路径探究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源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要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勇担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要始终锤炼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政治品格,筑牢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要始终坚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价值追求,永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善，德之建也

“善”，作为生活理念，是大众化的一般概念；作为意识形态，是圣贤哲人关注的重大思想伦理命题。（《国语·晋语》指出：“善，德之建也。”在人们高度期待道德状况改善的当下，深入分析把握善的特性，大力弘扬善行文化，有利于激发道德自觉，培育向善人性品格，推动文明进步。     

以仁人求仁政 以德行求德教

中国的政治文化，自古坚守的就是从“内圣”到“外壬”的内外贯通之路。内圣无方，则外王不达。至于“内圣”的方法，就是执政者要在自身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上下足功夫，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这种反身内求和自我升华的精神，不仅打造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在超越品格，而且也成为了今天最有意义的资政镜鉴。     

论中国传统造物的和谐意境

意境说在我国传统器物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和谐”的理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民族气质、文化艺术,成为代表中国造物文化的独特品格。对“和谐”造物的理想追求,体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是社会的和谐有序;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是天人合一。     

古希腊青年是历史上最早的公民

在上古时期希腊的众多城邦中，雅典成为唯一的民治之邦。当时的青年在移民过程中有了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同舟共济的英雄主义精神，为实现雅典的民主政体创造了条件，享有了与古社会“寄幸福于冥世”不同的“勇敢面对现世”的快乐生活，并且在广泛的教育下产生了对知识的强烈追求，为创建古希腊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古希腊青年既有他们自由的个性，又有公共生活的伦理。古希腊青年的出现，是青年公民在漫长历史中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最早登场，这一历史变革不仅是原始社会伙伴式代际平等关系的再现，而且更富于人性和理性，是以精神为原动力超越了父权制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谱写了人文精神的新篇章。     

崇高：金庸小说的美学追求

崇高作为主题意蕴和美学形态，是文学追求的至高境界。金庸在殖民地文化语境中高扬人文精神的大旗，把崇高作为自己的精神坚守和小说创作的美学追求，在文学精神上实现了超越与飞升，体现出崇高的精神价值和美学风范。探讨金庸小说与崇高的关系，对于二十一世纪我国的文化重建和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红楼陶艺工作室简介

“吾有雅室，何以饰之”？时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化品味和精神生活需求层次也在攀升。以往那种追求现代化的电器、或用些书籍来点缀自己爱家的风潮已逐渐过时。现在更多的人考虑的是如何用既古朴自然又高雅别致，且富有文化内涵和艺术气息的器物来装饰爱家。     

“中国，古琴，很好！”——重庆天风古琴院赴泰国文化交琉侧记

古琴，又称七弦琴，是中国古代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乐器之一。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居于琴、棋、书、画之首，也成为中国音乐的灵魂与精髓。2003年，中国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表明。有着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古琴艺术的突出价值再次得到了世界公认。     

新国潮：消费语境下中华传统文化的潮流形态

新国潮是在现代消费社会语境下诞生的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和时尚潮流文化的新文化现象，从最初的国潮演变为颇具普遍性的新国潮产业活动及社会文化症候。随着Z世代文化在当前社会诸多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凸显，新国潮通过巧妙融入传统文化符号实现了较高的文化认同，呈现出从小众化向大众化的演变趋势，不仅丰富着社会文化的体验形态，也一定程度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当下年轻群体深入感知传统文化魅力提供了契机。新国潮文化通过特定的物质或精神产品载体实现着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然而，新国潮文化现象的持续，还需充分体察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挖掘潜在空间与多元实现路径，提升新国潮相关产业的成熟度，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与文化认同。     

艺术比赛规格评价标准探讨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在不断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懈地追求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分享着现代文明带给我们的精神享受,各式各样的艺术比赛便应运而生。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难以准确界定规格高低、优劣的艺术赛事,很多赛事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规范。在当下高度发达的文化市场,如何给予这些艺术比赛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艺术比赛评价的尺度是怎样的？这都是值得我们探讨、商榷和思考的问题。     

激浪派的禅宗精神研究

20世纪60年代，禅宗在西方的传播达到高峰，激浪派作为一场重要的艺术运动也随之兴起。禅宗主张“平常心是道”“不二之法”“说似一物即不中”。激浪派在理念上显露出与禅宗相似的部分，在艺术风貌上呈现出与禅宗相似的精神气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提倡创作的非理性；追求形式随机；注重边界融合；崇尚精神自由。以“反艺术”为主旨的激浪派通过种种激进实践促成了艺术界的革命性潮流，加速了西方艺术发展的进程。     

审美人类学的历史视野与批判精神

审美人类学对美的历史性理解，一是指美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发生的；二是指历史是美的发生基础和氛围；三是指美之为美的观念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感。“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代表了两种典型形态的审美人类学：一种是侧重生活感觉的审美人类学，一种是侧重文化仪式的审美人类学，两种形态的审美人类学都批判了美与日常生活的疏离。审美人类学的历史视野和批判精神赋予了其整体性美学和反思性美学的品格。     

历史记忆：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以贵州彝族“撮泰吉”为个案

本文以贵州彝族“撮泰吉”的典型个案说明,民族传统艺术蕴涵丰富的历史记忆符号,反映先民的生产、生活世界、先民的迁徙历史和先民的精神世界等内涵。历史记忆是民族传统艺术的核心和灵魂,是我们探索艺术起源的基本依据。历史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和传统艺术得以保持原生态的根本保证。因此,历史记忆是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     

徐复观与庄子精神

作为现代新儒学大师的徐复观，何以在艺术思想上独钟情于庄子并称之为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呢？时人对此多有争议。本文从徐复观生活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入手，结合徐复观本人的性格、遭遇以及儒道思想的特点，从台湾的历史文化传承、现实专制政治的压迫、儒道思想的相通与相异、徐复观的内心情感四个方面来探讨影响徐复观归向庄子精神的几个因素。从庄子精神的视角去发掘和把握中国艺术精神，这体现了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独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