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讼”之理想与“健讼”之现实——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悖论的反思

我国古代社会是“无讼”还是“健讼”,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观点.“无讼观”主要是从统治阶层追求和谐的理想中推演出来,而“健讼观”则是从大量的史料中分析得出.对传统法律文化做出哪一种判断可能都有失偏颇,纠纷通过审判解决还是调解结案是多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与“好讼”和“健讼”没有必然的关联.作为社会存在中的正常现象,诉讼能够调整和恢复社会秩序,具有规则之治的功能,因而,人们应当正确认识诉讼与审判.     

清代乡里调解制度研究——以“黄岩档案”与“巴县档案”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分为乡里调解、宗族调解和亲邻调解,其中的乡里调解是一种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制度。从清代巴县档案和黄岩档案中,可以看出,乡里调解有其自身的基本架构,至清代已发展成为由基层社会乡村教化与治安维护机构为主体的稳定的调解模式。     

无讼的价值理想与和谐的现实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基本特质的再认识

儒家讲求和谐与中庸主义的哲学思想,促成了无讼法律意识的形成."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一般民众的普遍法律心理,也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基层组织系统自我调节的必然结果.臻于无讼之境,无疑支配着司法官实际的价值判断他们需要经常地绕过成文法的规定,而专注于从事无讼的宣教和纠纷的调停.但是官方的"无讼"与民间的"健讼"又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司法官既不可能绝对地消灭诉讼,就只能采取务实的态度,以儒家伦理为基础,通权达变,审时度势,司法实质上又是司法官通过"寓教于审"、"寓教于判",追求"无讼"和"少讼"目标的过程,最终期望达到社会和谐与司法衡平的效果.     

“调审分离”模式探析——基于法官助理为调解主体的分析

诉讼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结束诉讼程序,或没有达成协议,使诉讼进入下一程序的活动。现阶段,我国采用的是＂调审合一＂的诉讼调解机制,案件分配给承办法官后,除回避等特殊情由外,主持调解及司法裁判均由承办人负责。然而,这种＂调审合一＂的调解运行模式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中备受置疑。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具文”现象——以清代禁赌禁娼为例的讨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皇帝的圣旨、诏谕,国家的法律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令,大多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表现出律令与实际社会生活的严重脱节,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具文现象”。本文以清代禁赌禁娼为主要事例,讨论了此种社会现象的成因和相关因素。     

村干部年轻化与基层治理变迁——基于“走读干部”现象的考察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队伍建设出现村干部年轻化的典型趋势。通过考察在行政村一级出现的青年干部走读现象,分析村干部走读现象的制度生成结构与个体形塑机制,探讨村干部年轻化趋势背后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变迁及其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村干部年轻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通过制度调整为年轻人进入村干部队伍释放体制机会,村庄发展去功能化与村庄公共性弱化为年轻人释放村庄政治空间,县域青年的体制偏好和家庭城镇化目标塑造出青年村干部走读的客观结果。然而,青年干部的发展策略围绕个人和家庭调整,给基层治理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职业认知与办事员身份契合,导致村级治理悬浮,最终强化村庄治理行政化面向。     

19世纪中期巴达维亚华人包税经营研究——以《公案簿》档案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本文利用正在整理并陆续出版《公案簿》档案的记载,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19世纪中期巴达维亚华人包税经营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探讨这些案例记载背后的深层原因。     

民事诉讼“部分调解”模式的实证分析——以法官个体性经验为中心的考察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发展的生命力来源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实践理性.通过滨州中院法官对特定类型案件有关调处的实证调查,从个体性经验中总结归纳出民事诉讼“部分调解”模式的特点在于二审以判决的形式确认部分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而从法官审结的个案中审视此模式的应用规律,发现此模式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在于如何使多元化赔偿义务主体间的责任分担明确化.此模式的运作机理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实用性特色,对此进行实证分析能够更好的把握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案件的类型划分和发展态势,提升民事诉讼调解回应司法需求的能力.     

“新政”时期的“新派”与“新报”——以1905-1907年湖北报界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期,湖北时为全国“新政”重镇,“新政”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流动和结构调整:传统“士绅”的边缘化、新知识分子的崛起、商人和军人的“异军突起”.日益活跃的新社会阶层与正在成长的新式报刊一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分崩离析.     

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以女杰传记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报刊非常突出地运用了"人物传记"的表现形式,在史实互构、古今相系、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古典资源与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联系。有关历史人物题材的改写蕴含着对共同命运的理解和启示,将感时忧国的现实情怀与民族意识融入其中,呈现了国民想象的形成与性别之间的多重书写模式。文章将女杰传记文本的改写段落还原到晚清的情境中,观照其与现实思考之间的关联,辨析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所蕴含的文化心理。     

清代“以例修律”现象的形成与发展——以“造妖书妖言”律例的立法变迁为视角

例在清代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承担着辅律而行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例还在实质上承担了修改完善整个法律,使得律文能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前提下获得实质上的发展,这就是以例修律的概念。清代的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探究清代统治者在造妖书妖言律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何灵活运用条例来实现统治者的需求并应对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时期政治漩涡与胡适的参政纠结——以“国家建设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1917年胡适留学回国后看到的国内政界乱象,促使他立下了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表示要专门从事思想文艺工作,冀图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是面对国民党当局执政伊始发出的参与政事邀请,胡适却又深感机会难得,想要有一番作为,救得一弊是一利。他在1929年＂应请＂代国民党当局＂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但是认真参与政事的胡适所言多与当局真实意图不符。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博弈和国内外情势的发展,导致他＂乘兴来败兴归＂,因为言论遭到打击和迫害。但结合胡适与国民党当局各方就国家建设问题引发的争议,以及事情演变的具体过程来看,国民党当局也难以逃脱＂诱民入罪＂的指责。     

农民媒介“失语”现象研究——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权利保障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农民话语权保障。大众传媒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往往忽略了如何让农民说话和怎样为农民说话这个课题,使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媒介话语权。     

社区性家庭: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基于华北农村“立门户”现象的考察

农村"立门户"是指分家之后,子家庭经历社区化继承老一代家庭成为独立社区行动主体的继替过程。农民的"分家立户"行为包括子家庭从母家庭分裂出来和融入熟人社会后获得一定独立位置两层文化内涵。既有分家研究更多关注家庭分裂内涵,鲜有学者关注父权如何更替,子家庭如何融入熟人社会结构"立门户"的现象。"社区性家庭"概念旨在探讨新成立的门户是如何融进熟人社会参与公共生活来建构家庭社区性身分,从而使自己的家庭获得"家格"成为熟人社会中符合地方性知识要求的组织。村庄社会结构是"社区性家庭"衍生的结果,它提供了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对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情节认定的实证研究——以福州市基层法院90份民事判决书为样本

通过对福州市基层法院90份涉家暴离婚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可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3年以来,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暴力"的认定过于保守,即使认定了"家庭暴力"情节,也无法对施暴人造成实体法上不利的法律后果,过低的违法成本无法有效防治家暴行为。为此,应调整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证据认证规则,区分受害人不同的诉讼请求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以更加有效地认定家暴情节,同时明确施暴人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以实现法律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初衷。     

“被中心”还是“被边缘”？——以《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本文考察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的重读价值,从史料的角度分析了该期杂志的发刊背景、撰稿动机与历史价值,在分析的过程中认为该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主张。并进一步以＂中心/边缘＂理论从文本内容、写作范式与话语权力场的三重视角分析了该期刊的研究价值。     

文化流离、仪式变迁与农村青年“闪婚”现象的发展——基于赣南B村农村闪婚现象的考察

农村青年闪婚现象是农村婚恋研究领域新近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本文主要从文化角度探讨农村闪婚现象的产生及其快速发展。对婚姻礼仪与过程的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婚姻原有的文化意涵逐渐远去,这就是本文所称的文化流离。农村闪婚的出现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无力的表现,更是现代性观念冲击农村青年婚姻观念的客观结果。农村传统文化的流离与解体是农村青年闪婚的内在原因,而农村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则构成了消解传统文化进而推动闪婚出现的重要外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研究——基于“中国梦”视野的考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其实践过程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理论成果在中国梦砥砺奋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演进历史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可以划分为奠基阶段(1979—2002年)、强化阶段(2002—2012年)和决胜阶段(2012年至今)。从理论内涵来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阐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的关系,肯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全面"小康,凸显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融相通。从现实启示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路径选择:肩负复兴大任,描绘中华民族"筑梦"的美好蓝图;以问题为导向,制定中华民族"追梦"重要举措;凝聚各方智慧,增添中华民族"圆梦"行动力量;提升党的领导力,提供中华民族"守梦"的政治保证。     

抗战时期晋察冀“子弟兵”形象的媒介塑造——以《晋察冀日报·子弟兵》为考察中心

《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是一份专门展示子弟兵的战斗、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情况的报纸,本着"报告子弟兵的一切状况""让子弟兵获得边区人民更深切的支持"的办刊宗旨,打破各种谣言为"子弟兵"正名。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子弟兵》塑造晋察冀"子弟兵"形象的主要内容有:"子弟兵"不同于旧式军队、"子弟兵"能打胜仗、"子弟兵"新战士队伍迅速壮大、"子弟兵"拥有英雄人物、"子弟兵"与人民血肉相连。其历史作用主要有:在抗战最困难时期给予人民以巨大鼓舞;有力回击相关谣言,传播子弟兵抗日形象;展现子弟兵面貌,凸显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抗战期间晋察冀"子弟兵"形象媒介塑造,也为新时代牢固树立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威信、始终坚持人民军队的根脉在人民和始终坚持走出一条特色强军之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