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市行业轮动现象及相应策略的探讨——从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角度出发

本文分析了行业轮动的原因,并从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两个角度探讨了行业轮动的规律,认为在经济扩张期,可以超配有色、能源、化工板块;在紧缩时期,可以超配食品饮料、医药板块。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所有的行业轮动现象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规律,从长期来看,行业的兴衰、替代是必然现象。     

“动新闻事件”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基于批判媒体教育学的视角

动新闻是当代数字传媒以写实的手法通过动漫的方式所呈现的一种新闻样式。动新闻的内容大多为负面社会新闻,不利于阅听人的身心健康,在传播上可以通过手机或网络下载阅读。台湾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推出动新闻后,因其报道内容膻色腥而震惊全岛,激起动新闻事件。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媒体产品形态与内容、媒体市场赢利与社会责任、媒体自律与他律等关系的相互纠结。因此,详细剖析动新闻事件引发的争议,从批判媒体教育学视角解析动新闻的传播模式,分析动新闻事件背后的媒体素养教育观,阐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困境并提出相关对策,对动新闻的传播和阅听人媒体素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行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的理论依据与目标模式——基于现代合约理论的视角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约的自履约功能存在着逐渐外化于合约的趋势,即第三者介入合约的履行机制。第三方介入合约履行机制体现着专业化和分工的演进,节约了交易成本,但并不意味着必然由国家或政府充当第三者的位置,行业组织本身也是合约履约功能外化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市场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行业组织通过提供合约性实施,来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为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通过促进集体行动,来增强行业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增强行业的整体利益和集体谈判能力,直接推动行业发展,进而要求更高程度的合约实施来应对市场规模和范围的变化。行业组织和政府两种不同监管机制的并存和互补是确保合约履约效率的充分条件。     

台湾新闻自由与民众监督的博弈与出路——从《苹果日报》的“动新闻”事件说起

本文从《苹果日报》引发的＂动新闻＂事件入手,系统地考察台湾新闻自由与民众监督的现状和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深入探讨其媒体新闻自由、社会责任及民众监督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建构,以期为中国大陆新闻传媒提供有益的启示。     

顺“流”而“动”——嘉定区来沪人员党建工作的观察与思考

2004年8月，年过半百的方静安放弃原先乡镇集体干部的身份到上海打工。他站在繁华的都市马路上，看到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搂，车水马龙，人群摩肩接踵，感到既兴奋，又有点茫然：上海这么大，有没有他方静安的立足之地？     

华尔街“病毒”与中国“抗体”——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启示

爆发于去年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次贷)危机正逐步演化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人们在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究竟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在思考美国政府庞大的金融拯救计划,终将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带来哪些重要启示。     

创建文明行业 建设“信用嘉兴”——对浙江省嘉兴市文明行业创建历程的思考

嘉兴市的文明行业创建起步较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从1997年初开始，在全市开展了“学习文明服务示范点，创建文明行业”活动，重点是在“窗口”服务行业推行承诺服务制，通过媒体开展“行风万人评”和职业道德“双十佳”(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评议活动，培育、巩固了一批文明服务     

女性高管对中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教育文化行业的视角

该文以国内外女性高管研究文献为基础,以中国教育文化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2011至2013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教育文化行业中女性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年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教育文化行业,女性高管的特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尤其是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类之前被忽视的因素,更显示出其重要意义。本研究丰富了现有的高管团队理论体系,并且为教育文化行业的成长提出建议。     

“驱赶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房价持续上涨的视角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十分显著。但在当前的情况下,需要密切关注房价持续上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重大,因此研究房价持续上涨对产业结构与调整的影响就成为必然。房价持续上涨存在着一种“驱赶效应”：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利润引诱,其他产业的货币资金被“驱赶”流向房地产,而正是这种“驱赶效应”,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和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     

“群众路线”的政治学考察——基于“民本”与“民主”的比较视角

"群众路线"思想具有三个构成要素,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三个要素恰好符合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三个本质特征:"民"为根本目的;"民"具根本力量;"民"需"君"与"师"。民本思想中暗含的一个理论前提是人民不能实现自我统治、自我管理,这意味着人民在政治上需要领导者和管理者,但民本关注的不是少数政治统治者的产生和执政的方式(民主的或专制的),而是对统治者以及民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民本"与"民主"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二者的逻辑重心并不在同一个理论层面上,将两者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偷换了"民本"与"专制"两个概念的内涵。民本与专制的结合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并不是逻辑的必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大基本特征在"群众路线"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两个特征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监督",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是"民本"和"民主"两种思想观念的结合。     

“两创”战略对“浙江模式”的继承与超越——基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

按照学术界的观点，所谓“浙江模式”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概括。一般地说来，”浙江模式”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经济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发达，专业市场量大面广，块状经济密集，县域经济强等等。“浙江模式”的发展方式和运行机制具有许多优势和特点，是促进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支撑。     

“垃圾下乡”与农村土地保护——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垃圾下乡"在城镇化过程中是一个先结构的选择。通过政府间的共谋,将农村土地变成了城市居民处理生活垃圾的公地。这种行为侵占了农村土地,损害了土地的耕种环境。在此过程中,受益圈与受害圈的分离,受益圈行为的分散性与效果的累积性,受害圈抗争的无力性使得农村土地在面对城市"垃圾下乡"中得不到相应的保护。改变这种状况取决于受害圈的抗争,技术的支撑及政策的转变等。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保护”与“自由”——基于国家利益视角的分析

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是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类别．本文从国家利益角度系统梳理了各个时代国际贸易理论关于“保护”和“自由”的相关论述,得出三个基本结论：首先,不论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都不能给世界带来共赢;其次,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都是不同主权国家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说辞,二者没有规范的是非判断标准;最后,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都具有阶段性和历史性特征。     

社会主义的澄明与图景重塑——基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时代,要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进行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简单连接,而是在一个连续过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统治体系的整体超越;社会主义建立在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和矛盾的基础上,是对“普遍人类之善”的超越,是真正民主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马克思主义”还认为,要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就需要探索重建的路径。这包括重新确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阶级斗争的革命动力、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群体的革命联盟、革命政党、工人同市场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政治马克思主义”试图构建政治与经济高度统一、实现真正民主和平等、超越话语政治的革命的和有希望的社会主义。     

养老保险“负担过重”对所有行业都不好吗?——基于代表性行政垄断与竞争性行业的对比

为了辩证认识不同行业缴纳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的价值问题,首先述评了相关研究,探讨了企业"养老总支付"的收支规则,之后抽样对比了具有制度性市场竞争优势的行政垄断行业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缴纳养老保险的相关数据,发现前者"养老总支付"的"负担"普遍高于后者,的确对前者不利,但是,这却根源于其行政垄断带来的收入水平优势,而行政垄断则是市场化竞争中不合理的存在,这种不合理被养老保险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劫富济贫"社会保障功能所冲销,劣势行业员工就因此而有所获益。     

绿色“十”字下的黑幕交易——对重庆市渝中区医疗行业职务犯罪的调查

重庆市中心城区——渝中区,其医疗资源丰富,大小医院、药店众多,不仅为百姓提供了方便,更为患者带来了福音。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由于竞争的压力、金钱的诱惑,有的竟改变了救死扶伤的原则,伸出“黑手”大捞昧心钱,导致医疗系统职务犯罪上升,严重败坏了医疗人员的形象。     

农村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大概率价值观”及影响研究——基于中原地区6县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1176名农村居民的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存在“大概率价值观”,即在社会冲突相关重要问题的认知和看法上存在“绝大多数”对“极少数”的不均匀分布。具体表现为：社会公平公正感普遍缺失,一致认为社会冲突现状很严重．片面看到冲突可能带来的积极效应,冲突中偏好于采取激烈行为,对基层政府处理社会冲突能力的评价偏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大概率价值观”的存在增加了农村地区社会冲突治理的难度。需要采取多种措施逐步消除之。     

“人的解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人本思想的视角

人的自由解放学说,是马克思继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两个伟大发现之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贡献。中国人民在追求自身解放和发展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特殊的人的解放与发展之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列宁主义”的定义之争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基于列宁时代观的视角

列宁的时代观是对世界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基本状态作出的一般性判断,他明确地将时代问题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结合起来,赋予时代问题以鲜明的实践特色。列宁的时代观是贯穿列宁主义的逻辑链条,是打开列宁主义的一把钥匙。在时代观视阈下考察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之争,可以看出,二者在时代问题的把握上、在列宁主义时代观、列宁主义的理论渊源及理论使命上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定义中对农民问题的突出强调,抓住了列宁主义中最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部分,并没有降低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因此,季诺维也夫的表达更加合理。斯大林的定义,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湮没了内含于列宁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导致了苏联和各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主体自觉性的长期缺失。尽管如此,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指导下的共产国际使中国共产党免受改良主义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当然,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国际性的扩大化强调,也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妨碍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主体自觉性的生成。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一定意义上正是中国共产党扬弃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观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主体自觉性提升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