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农民利益表达链条的断裂与铸合

农民在表达利益诉求时,因基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政绩观的错位、农民利益表达素养的低下、基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与农民对利益表达的认知偏差以及现有乡村治理模式既存缺陷导致本应同向、良性运行的链条出现断裂,影响着农民利益要求的传递,阻碍了农民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对农村的和谐与稳定、涉农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产生重要影响。铸合断裂的利益表达链条应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提升行政人员公共服务精神,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模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阈下的农民协会——现实困境和前景展望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矛盾_和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化解矛盾和冲突,并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如何使各社会阶层合理表达和实现利益的机制。在广大农民处于群体弱势的状况下,农民协会是表达和实现农民利益,实现利益均衡和调和矛盾的有效组织。如何在农民协会“应有所为而又难有所为”的困境中实现农民协会的有所作为,实现农民协会与县乡行政及其整个社会的共生、共益,对改善基层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层维稳进程中民间组织参与问题探析

如何实现负有维稳重任的基层政府和无法有效进行利益表达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价值及其限度。在基层维稳过程中，缺乏理性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利益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通过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过程可以有效发挥其信息传递、利益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能力的价值。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应有作用。     

提高基层政府执行力:差距与对策

基层政府是我国行政组织机构的基础,基层政府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各项公共政策能否落实,政策目标是否有效实现。目前,部分基层政府执行力存在政策落实反应迟缓、政策实施力度不足的现象。提高基层政府执行力的对策,在于优化政府机构设置与组织结构,建立健全利益表达均衡机制,合理设置绩效评估机制,培育基层政府行政文化。     

论基层政府执行力存在的问题与提高对策

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呈上升势头，基层政府执行力存在组织软弱涣散、办事效率低下、方式简单粗暴、群众满意度不高等问题。必须优化基层行政组织结构，建立健全利益均衡机制，提高行政人员素质，培养基层政府行政文化，以有效化解矛盾，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行政民主：基层政府治理转型与现实困境

基层政府治理具有基层性、直接性、复杂性的特点，与基层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利益关联度也最大。由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深刻影响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改革的现实需要，行政民主开始成为基层政府的行政理念，同时也契合了现代行政理论转型的需要。但在行政管制向行政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转型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和谐社会视域下农民政治参与中的烫府责任探析

农民政治参与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表征，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主体性支撑和强大动力保障。作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引领者，政府组织和保障政治参与的稳定和有序运行，有责任有义务在农民政治参与由盲动走向理性、由无序走向有序、由零星式走向组织化过程中起到良好的引领和协调作用。在论证农民政治参与中政府责任的应然性的基础上，明确现阶段政府责任出现的错位：地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对农民政治参与认识偏差；缺位：地方政府行政不作为、政策制度执行不到位；越位：地方政府公权力恣意扩张，行政行为失范。实现政府责任的有效归位，必须要转变理念，支持、接纳与引导农民政治参与，建立和完善权利均衡机制、制度保障体系和法律援助机制。     

基层政府如何提升行政效率

行政效率是衡量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政府行政机构进行管理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关乎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对于基层政府行政效率不高的问题,应完善基层政府的行政法规制度,提升基层政府行政人员的素质,健全基层考核评价机制。     

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之完善研究

我国当前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和诉求管道的堵塞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体的利益,导致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甚至敌对感持续增强,这为政府政策的落实带来诸多障碍,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构筑已成为燃眉之急。针对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利益表达的主体、客体、渠道、载体、工具五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基层政府服务意识缺位、行政行为失范、＂土地财政＂下政府与民争利等有一定的关系。要预防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树立服务理念,坚持依法行政,强化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真正实现政府角色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     

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

当代民主化的发展趋势，由政治民主开始转向行政民主的运作，行政民主正在成为一个潮流。随着形势进一步的发展，无论理论界、公民和政府都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影响和存在的力量。这个影响和力量的存在，集中地体现为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管理，并逐渐发展成为公民与政府合作的治理关系模式。如果说，行政与政治的关系所表达的主要是政治民主中的公民资格问题，体现的是间接民主；那磨，行政与公民关系所表达的当代行政民主，突出体现的是公民直接参与问题。 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应该是由行政人员与公民一起投入，超越团体与利益而共同合…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二者具有统一的社会目标——社会治理。但因二者在内在机制、价值取向、运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二者的协调陷入困境。协调两种治理机制,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要从合理调整基层政府管理职能,培育基层群众的自治观念和增强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三个方面入手加以协调。     

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的阻塞与疏导

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和减少社会管理成本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当前基层党组织、民意机构和新闻媒体等主要的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在农民工利益表达过程中时有阻塞,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的疏导需要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力量等方面入手。     

行政道德探微

行政道德探微刘为民·丁绪欢一行政道德是内化于政府组织及其行政人员中，调整政府行政人员之间、政府组织之间以及政府与非政府系统之间关系的不成文规范的总和。行政道德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一个特定的伦理观念体系，一种独有的行政内在自律机制。行政道德的承载者是...     

立足现实 厚积薄发——评《利益结构、行政发展及其相互关系》

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的驱使与冲击下,行政发展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新任务。行政发展即加强政府的行政能力,通过行政改革来实现行政管理本身的发展和完善,对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高效、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政府内部的利益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进而对行政发展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如何调节政府内部的利益结构,很好地解决政府内部的利益矛盾,是行政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学术界及行政实践中,从利益结构入手,特别是直接使用“利益结构”和“行政发展”概念,把利益结构特别是政府内部的利益结构与政府行政发展联系起来论述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至今还未见。叶富春先生最近出版的《利益结构、行政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社会     

论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政府责任与行政行为的规范

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是指公民在作出见义勇为的行为后应予保障的权利和利益,包含应获奖励的权利和应获救助的权益.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中政府扮演着无以替代的角色,其行为起着关键作用.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过程中,政府的行政行为主要包括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确认、见义勇为人员的行政奖励和对见义勇为人员的行政补偿.必须尽快通过全国性立法明确各级政府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上的职责、规范涉及权益保障的相关行政行为,惟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 优化政府行政

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新时期，我国政府行政所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深化广大行政人员的人本认识，提高其人本意识是我国政府践行科学发展观，打造服务型政府的首要环节。政府行政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求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要将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同体现人道关怀和个人基本权益保护思想有机统一，以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对农村集体行动的思考——以H县北村为例

对一桩非制度化集体行动的经验考察发现，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一种兼具理性和危险性的集体行动，它是在缺乏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时在体制外生成的。其生成的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一农民之间关系的转变；以及利益分离的制度结构的存在。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利益表达机制日渐完善，公众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越来越强。但是，已经形成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也很明显，直接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尤其是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不平等地位及其对政治系统影响上的差异，已经成为影响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性因素。“不管公共管理者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     

我国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建构探析

维稳问责机制的日益强化与公众利益诉求的日益凸显，导致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朝着非理性方向发展，正面临着运行成本非理性、运行行为非理性和运行目标非理性的困境。建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理性化，需要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实现基层维稳主体的多元化；改变维稳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激励型维稳运行机制；扩大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空间，将基层维稳的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