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评析

后现代公共行政（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反思,是后现代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理论构建。法默尔教授的代表作《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运用反思性语言。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为人类的心灵模式,并从这两种维度对公共行政话语进行解构,福克斯和米勒教授的专著《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在对美国现代和后现代公共行政反思的基础上,以构建话语理论为立足点,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超越现代官僚制的途径--评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张康之先生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对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作了分析和考察,在官僚制弊病的人文救治方面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构建服务行政模式的设想,以超越现代官僚制.该著作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行政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在行政实践中还要对现代官僚制评价的标准、实现对现代官僚制超越的条件和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两个基本向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与范式转换 --兼论公共选择与公益物品理论对官僚制的挑战

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奠,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最为深刻,它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模式中,对公共领域中的投票效率和投票规则、代议制的弊病和寻租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公益物品理论进而从提供和使用公益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最优模式的考察出发,否定了政府干预方式的必然性。公共选择理论和公益物品理论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而言是有益的理性批判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但两者要在严格意义上动摇并且更替官僚制范式尚需更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发展完善。     

对政治与行政的若干思考

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官僚制的行政模式,其次是政治领域和行政之间的特殊的责任规定和关系。自从19世纪晚期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以及20世纪初期古德诺撰写《政治与行政》一书之后,政治——行政二分法便成为争论不休的学术话题,被众多的行政学家所诟病。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政治和行政,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正确把握这一重大学术命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反思官僚制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对整个20世纪乃至久远的未来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官僚制面临的冲击越来越多。科学地反思官僚制面临的困境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完善这一组织模式,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范式的正确选择——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模式并存

在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猛烈批评并被逐步摒弃的今天 ,我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公共行政范式呢?笔者认为 ,公共行政范式的确定是由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决定的 ,不是随心所欲的 ,同时也有赖于行政主体基于正确的认识而进行的正确选择。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 ,积极而慎重地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沦和实践 ,建构以官僚制为主导的多元行政模式并存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范式。一、官僚制 :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官僚制又称科层制 ,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行政学者提出的一种行政组织…     

人格化、官僚化到市场化——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分析

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经历了一条人格化到官僚化再到市场化试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理性的官僚制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官僚制的理性之上,为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理论创新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公共行政话语理论、街头官僚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是国外政府管理理论创新的重要代表。在上述理论创新中,法默尔通过想象、解构、去领地化和变样等步骤构建起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福克斯和米勒通过公共能量场等概念建构起了话语理论,街头官僚理论主要讨论最前线公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网络治理理论则讨论权力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这些理论通过批判传统官僚制理论的种种弊端,进而提出了关于行政领域创新的观点和理念。     

政府重构：从官治到民治

从官治主义政府走向民治主义政府是上世纪公共行政变迁的基本线索之一。从价值基础与学术渊源上讲，公民参与式行政瀑于官僚制向民主制的转型。从现实进程看，西方国家在务实主义和务虚主义的双重层面上致力于参与式行政改革，并形成若干改革模式。中国的参与式行政是伴随经济和政治民主化改革并受西方国家相关影响而兴盛起来的，对其成就与不足，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对策。     

理性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的运行分析——一种行政生态学的角度

利用行政生态学的分析工具,把中国现行官僚制作为分析对象,对照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首先考察了中国官僚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与中国行政文化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中国官僚制在中国特定行政文化环境中的实际运行效度,并对中国行政文化进行解析,挖掘出中国官僚制所存在问题的行政文化根源。基于此,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反思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中的积极成分引入到中国官僚制的构建过程中去,这样中国的官僚制和行政文化才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复合官僚制:中国政府治理的微观基础

基于特有的治理传统和政治体制,中国政府组织逐渐形成的并不是韦伯笔下的以法理为基础的西方那样的现代官僚制,而是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一体的复合官僚制。这一强激励制度,以民主集中制和统一的公务员制度为基础,以干部考核、教育培训和行政监察为管理手段,既让中国政府官员有了强烈的执行动机,也让中国政府拥有了强大的执行力。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方文官弱激励制度带来的绩效动机弱、因循守旧、形式主义和实际上不负责任的弊端,但也存在着对官员的政治要求和业务要求相互影响的内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矛盾,成为中国政府官员激励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在实践中,中国政府根据客观需要,不断调整对官员的政治要求和业务要求的相对权重,以此让官员的行动方向始终与政府治理目标保持一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官员努力发展经济的动机和现今反腐阶段提出的对官员的政治素质要求,就是这种调整的具体反应。     

官僚制及其演变——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变革路径

本文立足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对官僚制的内涵、演变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与分析 ,并针对学术界对官僚制理论的讨论与评析 ,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性观点。在这一论述过程中 ,着重分析了官僚制在时下中国的地位及其适用性 ,以及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走向和可能路径。     

反思“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对于“经济人”假设是否适用于公共领域,官僚制是否该摒弃“,企业家”政府是否能取得实效,把公民当成顾客是否适当,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碎片化政府：理论分析与中国实际

摒弃碎片化政府已经成为公共行政实践和理论的重要挑战。在实践层面，摒弃碎片化政府的实践在20世纪末开始兴起；在理论层面，被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忽视的部门分割问题逐渐受到重视。碎片化政府集中表现为部门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是以专业分工为核心理念的官僚制的天然产物，并带来两个主要的政府治理失灵：政府内部管理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面对棘手问题的束手无策。根据碎片政府的理论分析，我国政府的碎片化现状可以概括为组织价值的碎片化、权力和资源配置的碎片化以及政策过程的碎片化等三个方面。通过浙江富阳的案例分析，中国政府在摒弃碎片化政府的改革中呈现出了发展主义的特征。与摒弃碎片化政府的发展型模式相比，服务型模式才是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官僚制的历史分析与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政府组织模式演变的考察,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过韦伯式的官僚制.为了与当前兼具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面临信息社会挑战的复杂形态相适应,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在完善官僚制的基础上超越官僚制.文章最后结合实际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促成这一选择的实现.     

中国现代理性官僚体制的检视与反思

一、官僚体制的工具理性与概念澄清 公共行政与现代官僚体制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如果从时间来推算的话．现代公共行政与现代官僚体制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并由此形成威尔逊一韦伯范式的公共行政。一般而言，公共行政追求的是公平、效率、正义、公正等价值理性，从而实现宏大的良性社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官僚体制了。作为工具理性的官僚体制与公共行政天衣无缝的结合．推动了人类社会尤其是经济绩效的巨大发展，这种制度对今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