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论析——兼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卫生议题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欧盟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其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重视价值理念对治理的引导,侧重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注重对全球卫生公益的投入,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然而,作为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具有非常明确的利己性。由于受领导能力和内部协调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在推行该战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尽管如此,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中国应当确立自己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谋划开展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策略,强化中国与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公共平台上的政策协调,并进一步扩大双方面向第三方的卫生治理合作。     

基于人类安全理念的全球卫生治理升级

当前全球卫生治理中以人类安全为价值基点的理念缺失造成治理低效、滞后和错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进一步凸显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着挑战的全球性与治理的国别性、普遍性与机制的非均衡性、紧迫性与行动的迟缓性、严峻性与治理理念的欠缺性四个现实困境。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实践中,以人类安全理念为引领,发展与保护维度并重,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基于此,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在三个方面升级,即形成治理共识,推动国际社会在危机中形成共同体意识;改革治理机制,充分释放各个治理主体的平台优势;优化治理方式,注重综合性全链条治理。由此可以形成理念、机制、行动一体的全球合作。     

后埃博拉时期中非卫生合作的趋向、挑战与建议

中非卫生合作是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之一,后埃博拉时期中非卫生合作逐渐从传统友谊型援助向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方向转变,呈现出从双边援助到多边合作、由临床医疗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由全科医疗到专科特色医疗、从国家层面上助推中国药品走进非洲、注重中国经验在非洲的运用等趋势与特点。与此同时,中非卫生合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卫生战略与决策有待进一步规划与统筹,援助项目有待深耕细作,医药产品走进非洲的瓶颈问题有待突破,体系建设的相关技术转移和经验分享有待开发。为此,中国应调整工作思路,着眼长远,将中非卫生合作纳入中国的全球卫生外交与卫生安全战略整体布局中,以中非卫生合作为契机和支点,将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全球卫生战略的实施引向深入。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的要义、基础与实践

全球气候治理观是指治理主体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价值目标的基本看法和主张。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全球气候治理观,它以合作共赢、公平合理为核心要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中,积极践行其全球气候治理观,既有力推动了国内气候治理的进程,也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卫生治理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全球安全危机,这也是对全球卫生治理的一场未曾有的压力测试。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取决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应。一般而言,霸权国家通过其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的发展和稳定。但是,当霸权国既无能力、又无意愿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时,全球卫生治理将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失序以及日益恶化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本质上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风险的体现。因此,在双边层面促成中美卫生合作,在区域层面提升东盟与中、日、韩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合作机制化,在全球层面优化世界卫生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多维图景。另外,推动卫生治理的区域化合作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也是国际社会跨越全球卫生治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必由之路。     

试论“全球卫生外交”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

全球卫生外交是近年来在国际上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词汇。在国际学术界,对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作为该领域中的重要角色,中国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参与卫生外交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显著特征。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卫生外交虽属低级政治领域,但已经并正在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外交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多方面的,需要调动各方面的智慧来积极应对。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构建路径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着眼于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发展,是维护人类公共卫生和整体健康福祉的重要理论创新,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智慧和共同方案。全球治理危机凸显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代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破解新冠疫情威胁的科学指引与强大武器,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生动诠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着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和最广阔的合作空间。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以国际卫生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为重点,以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首要并以共同发展为长远导向。     

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特点与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以及寨卡病毒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卫生问题不仅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而且日益占据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优先议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和扩散对全球卫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全球卫生治理呈现出治理行为体多元化、治理层次多维化、治理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全球卫生治理也面临卫生问题政治化、协调机制碎片化、多边机制双边化等挑战。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建墙"和"甩锅"思维,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持续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才是国际社会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正确努力方向。     

大变局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久弥坚

"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人类社会一直在思考并不断探索的重大命题.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这一重大命题进行了回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严峻考验.同时,疫情增强了各国团结合作、共克时艰的动力,拓展了合作共赢的前景,也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神话,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示范意义.     

"全球治理"的置疑性解读

十几年来,"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术领域里最流行的学说之一."全球治理"的理念源于西方,是西方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发展,并试图使其"普世化".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大量引进了"全球治理"的有关著作和文章.     

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制度路径与未来选择——以跨国传染性疾病防控为例

2003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不仅很好地遵守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则,而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能力。在参与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积极推动将卫生议题纳入合作进程,为在区域层面治理跨国传染性疾病积累了经验。中国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参与模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得到明显体现。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以及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蝗虫灾害等极端事件的多重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涉及一系列相互冲突、竞争、合作或协同的影响要素,对治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从现状来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需求端与供给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呈现出多种冲突:粮食安全从贸易嬗变并扩散到生态、技术、知识等安全维度的综合关联治理需求与粮食问题领域治理平台各自为政的矛盾;全球化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多边主义需求与区域主义分散治理的矛盾;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规则的制度需求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非中性矛盾;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与现实供给"伪领导力"间矛盾。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供需失衡的同时也伴随机遇,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具有现实需求与可行性基础。在发展巩固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中国应以共赢理念进行斡旋和积极引领,打破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僵局。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与中国的角色转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前沿领域.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以来,围绕其展开的专项议题谈判、国际法律塑造及履约机制建设为各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明晰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全球环境问题提出了初步应对方案,也作为专门化的治理指向类型嵌入了环境治理链条,在气候变化、荒漠化防治等交叉领域的相互作用下,构筑成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则体系.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以参与国际事务议题、配合全球环境治理的"追随者"定位入场,再以主动承担治理责任、积极开展合作治理的"参与者"定位发挥作用,而今已转化为以引领共治格局、探索全球治理方案的"积极贡献者"定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发展.     

试析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全球思维,提出了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目标理念,从而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开放合作提供了新平台,为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实现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为当前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的人类世界未来文明发展走向确立了新航标。     

当代全球卫生安全与中国的对策

后冷战时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把"人的安全"置于核心地位,而频发的跨域公共卫生危机使卫生安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议题。全球卫生安全的宗旨是捍卫人类健康,重点是消除、防范和应对各种能够跨境传播、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或具有潜在灾难性毁伤力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是传染病、抗菌素耐药性、空气污染和核生化事件。全球卫生安全的立足点是主权国家的卫生安全,国际政治失序、脆弱国家存在、财富分配失衡、地球退化与气候变化,以及贸易过程中不安全的食品药品等均是影响全球卫生安全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的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卫生安全危机四伏。中国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定位卫生安全,注重法治、科学与公众教育,深化同国际社会所有行动方的合作,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双轨制+”：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治理结构探索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对外援助主体的多元化,对外援助治理模式逐渐从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垂直管理模式转变为纵横交错的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经过实地调研并结合中国—FAO南南合作项目的案例,综合考察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中多元主体的治理结构,可以发现中国农业多边对外援助治理具有"双轨制+"的特点。一方面,政府、实施单位及个人等主体遵循以科层制为中心的垂直权力机制;另一方面,一线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等主体形成横向扁平化的网络合作机制。这两方面共同形成纵横双向的双轨合作治理结构。同时,"+"为选择的第三方,即国际组织平台,架起了援助方、受援方合作的桥梁,实现了援助治理的资源优化与整合,提高了援助效率和有效性,并促进了中国通过对外援助治理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化进程。研究"双轨制+"结构将既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宏观规划和管理能力,也为理解发展援助有效性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