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移民问题

“9·11”事件在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移民问题则集中反映了这种影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移民问题急剧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与美国国内种族关系上的张力以及各种族裔文化特性上的歧异和冲突结合在一起，弥散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本文通过审视美国在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三个层面上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试图揭示“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矛盾和紧张状态。而重新达致各个层面的平衡，则是美国当下在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紧迫任务。     

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移民问题

“9·11”事件在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移民问题则集中反映了这种影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移民问题急剧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与美国国内种族关系上的张力以及各种族裔文化特性上的歧异和冲突结合在一起,弥散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本文通过审视美国在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三个层面上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试图揭示“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矛盾和紧张状态。而重新达致各个层面的平衡,则是美国当下在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紧迫任务。     

“投资移民”寰球凉热

<正>各国投资移民政策并非都在收紧,而是有紧有松。眼下,一些移民中介正借加拿大联邦移民政策的收紧大做文章,试图再度炒热塞浦路斯投资移民这一"滞销产品"。2月11日,加拿大联邦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证实,政府希望在2014年终止联邦投资移民(IIP)和联邦企业家移民(EN)计划。有评论认为,加拿大此举意在"对投资移民说不",更有人言之凿凿称此举意在阻止蜂拥而至的中国富人移民加拿大,因为"中国富豪素质低"、"炒高加拿大房地产"等等。     

国际移民问题与西方工会

俄罗斯《工会》杂志在2003年第3期发表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国际工运问题专家弗·莫扎耶夫的文章《劳动移民——工会的看法》,介绍了当前国际移民问题的现状、移民的处境、国际组织有关文件对移民问题的规定、西方国家及工会对移民的政策的主张与对策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欧盟移民与庇护政策一体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

欧盟共同移民与庇护政策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暴露出该政策的诸多缺陷,此后欧盟寻求改革却屡陷困境。依据后功能主义理论,欧盟成员国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与欧盟认同兼容性有限,在面对欧盟外国家移民群体时,排斥性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更是占据主导。因此,欧盟始终难以健全既公正团结又稳定灵活的共同移民与庇护政策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成员国积极接纳与安置乌克兰难民,实际上是对乌克兰公民展现出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欧盟为了提高区域内部政策一致性,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或许只能突出欧盟内外分界,共同移民与庇护政策在未来也会愈发侧重外部解决路径。     

我院教师出席“华人移民社群的移民身份与少数民族”国际研讨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南方华人移民社群研究中心于2001年9月26日～28日在该校举行了“华人移民社群的移民身份与少数民族”(Migrating Identit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ese Diaspora)的小型国际研讨会。来自澳大利亚、中国、英国、美国、西班牙、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提交了23篇论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博士应邀参加了研讨会,他的论文介绍了中国学者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金砖合作何处去?

2017年金砖国家峰会将于9月在中国厦门召开,这意味着金砖合作机制(BRICS)即将开启其"第二个十年"。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思考金砖合作的未来。主要谈及三个比较大的问题:金砖合作的国际制度化、加强金砖合作的内部团结、金砖合作与"一带一路"的关系等,并提出三大政策建议: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应该聚焦世界秩序议题;金砖合作应该从全球和平的高度努力成为拟议中的21世纪全球协调的国际制度之一;中国正在实践的"一带一路"应该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得到多边协调。     

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形式之选择——以美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为例(1999-2008)北大核心CSSCI

1999年后,全球艾滋病流行问题进入了美国的安全政策框架。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从一项国际安全威胁转变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政策准备过程中的政治动员重点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从重视对国际社会进行说服变为强调国内团结,尤其是争取宗教保守势力的支持。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导致了美国对国际合作形式选择从多边转向双边,主要合作方式从政策施压转变为资源投入。在这一全球治理议题上,美国面临着加强投入和重视国际协调难以兼顾的局面。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契合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竞选承诺,反映了其右翼民粹主义倾向和强势的施政风格。特朗普政府针对部分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限令、对拉美非法移民的强力打压、对合法移民"家庭团聚"规则和传统的改变等,呼应了美国白人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的诉求,巩固了其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民意基础。但这种保守政策加剧了美国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从外交上看,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加大了美国与其部分盟国之间的隔阂,冲击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还可能刺激美国推行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     

美国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改革及影响CSSCISSCI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对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移民政策进行改革,其核心理念是,优先选择能够在美国获得成功并经济自立的移民,确保移民认同美国价值。对于恐怖主义势力猖獗、难以进行背景调查的地区,暂停移民。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移民政策改革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它造成美国社会分裂,也伤及美国企业和技术创新。尽管一再受挫,但加大执法力度,打击非法移民,收紧移民政策,仍将是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重点。     

2012年2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一、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亚洲堀起。2012年2月3—5日，第48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召开，吸引了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350余名政府要员及各方面的高级别代表，就当今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创办于1962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被视为世界最高规格的安全政策论坛和商讨全球综合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平台。历届会议都探讨国际总体趋势及最新、最紧迫的热点问题，因此有“国际安全形势的晴雨表”之称。     

国际移民视角下的欧洲难民危机及其应对

难民作为国际移民的一部分,在迁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移民迁入国造成影响。在叙利亚内战以及"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影响下,难民数量急剧增多,给周边地区特别是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压力,人们用"欧洲难民危机"来形容此次难民的涌入。因地理位置因素,中东欧国家成为难民危机首当其冲的国家,许多西欧国家由于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较好的福利待遇成为难民选择的最终目的地,大量难民的涌入给难民迁入国带来了巨大的政策压力。难民危机暴露了欧洲治理的内在缺陷,使得欧洲陷入选择的困境。如何解决难民危机迫在眉睫,欧盟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应积极促进地区和平进程,努力协同出台关于难民与国际移民的相关政策。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从欧洲的难民危机治理中学习到相应的经验,进而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角色定位与社会贡献

新加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吸纳了大量的外国新移民,其中来自中国的华人新移民占了很大比例.新加坡政府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保障中国新移民的合法权益,并通过政府机构和华人社团等为新移民的发展提供帮助.中国新移民也展现了良好的综合素质,积极完成角色转换,在逐渐适应和融入本土社会后,为全面提升华人新形象、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新加坡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中国新移民还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推动中新关系发展,传播中华文化,在提升中国软实力,巩固双边关系和塑造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良好形象等方面意义重大.     

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分析与比较

安全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对其安全问题综合性、理性化的认知,它能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起到指导作用。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它们的国家安全观对两国关系和国际社会都有重大影响,而国家实力、国际地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以及地缘条件等是导致这些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     

难民和非安全移民海上管控前置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随着很多难民和非安全移民选择经海路入境,海难事件增多。基于海上管控在难民与非安全移民治理中的独立性和特有价值,海上管控前置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首选对策。但是,难民和非安全移民海上管控前置存在制度供给缺口。海事公约因其关切对象而在整体适用上较为有限,"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因不适用于单纯的人命救助而易催生道德风险,基于主权的单边海事行动因"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原则而易导致海上管控法律制度冲突,海上犯罪惩防机制因缺少针对性和实操性而无法达到有效打击的目的。因此,应进一步完善难民和非安全移民海上管控法律规制,通过"默示修正程序"加快出台专项海事法律规范,通过确立人命的客体属性、报酬的优先受偿和特别补偿制度等途径完善海难救助制度,创建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创新区域性制度安排。     

全球化下的"离散群体"伦理:问题及出路

离散群体概念是应对全球化的国际移民的伦理和价值观挑战而出现的新概念。"离散群体"区别于传统移民以及难民,在全球化背景下蕴含诸多新特点。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离散群体的特征,探讨其生存状态,反思其潜在伦理问题,对国际移民政策的战略调整、预防战争危险有着重要意义。     

教派问题安全化形塑中东地区格局——以沙特阿拉伯外交为例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性教派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教派问题并不会自动影响对外政策,只有当国家决策者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才会影响对外政策。沙特外交的激进化与教派问题安全化密切相关,由于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导致沙特的不安全感加剧,促使其极力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为其推行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正当"理由。沙特外交中的教派问题安全化分为四个步骤:建构教派威胁的认知、传播教派威胁信息、促使受众相信存在教派威胁、推行应对教派问题的对外政策。沙特通过强化宗教因素实施激进的对外政策,不仅强化了政权合法性,而且巩固了其地区领导地位,进而扭转了其与伊朗"攻守失衡"态势。但是,教派问题安全化使沙特深陷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泥潭,而且教派冲突的叙事极易助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并威胁国家安全。     

构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需处理好六个关系

在国际斗争实践中,世界主要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时,在这一国家顶层战略之下,均提出各自的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或政策。其构成要素一般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计划与战略原则等。冷战结束后,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国际海洋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及濒海国家都在加快调整各自的海洋安全战略或政策。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目标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的结合?

过去20年中,国际上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有两大进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进程主要关注削减贫困问题,而"里约+20峰会"进程则旨在制定与MDGs相平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3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必须具备真正的普世性,且只能是"单一目标体系"。这样,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挑战便是如何同时虑及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MDGs与SDGs是种"合则互利、分则两伤"的关系。新的2015年后议程可由两部分目标组成,第一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发展终极目标,而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和生产。对于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而言,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更多是工具性的;所有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负有直接责任,对第二部分议程目标负有共同责任,部分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也负有间接责任。这一方法有效结合了人类发展目标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代表了两种极端立场的协议,使2015年后议程的所有目标都具有了不折不扣的普世价值。     

恐怖袭击的“新灾区”:德国反恐形势分析

正2016年7月中下旬,德国境内接连发生四起暴力和恐怖袭击事件,德国成了恐怖主义的"新灾区"。德国的恐怖主义袭击与难民及移民问题紧密结合,加之还纠缠于德土关系、关系德国大选走向,德国的反恐形势格外复杂。反恐政策及战略的制定将是一个不断争议及不断调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