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中供体的民事法律保护

在器官移植中,与受体相比,被移植器官的提供者(供体)更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从民事法律上对供体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保护,即供体的知情同意权、健康获得保障的权利、对活体器官供体的限制、获得补偿的权利等。     

论人体器官移植供体知情权与人格权法律保护体系构建

构建人体器官捐赠供体权利保护体系,对扩大器官来源至关重要,亦是缓解乃至解决人体器官来源短缺的治本之策。人体器官移植所涉及供体之权利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首要的是应构建知情权保护体系与生命健康权、隐私权、身体权、人格尊严利益等人格权利保护体系。     

论人体器官移植供体经济权利法律保护体系构建——兼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之不足与完善

为扩大人体器官来源,建立器官供体社会鼓励、激励机制,确立和保护其合法经济权利是必要的。器官移植手术中器官供体所享有的经济权利主要有损害补偿请求权、医疗保障权、社会优抚权等。其中,确立损害补偿请求权和医疗保障权是对人体器官供体的现实激励手段,而社会优抚权则既是现实激励手段,又是预期激励手段。     

关于扩大人体器官移植供体来源问题研究——兼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之配套与完善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推广运用,活体器官紧缺已成为重要瓶颈问题之一。我国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立法已上升到行政法规层次,但关于器官供体来源的规定却过显保守和简单,有必要从确立脑死亡标准,构建器官捐献法律规制体系,扩大活体器官受体范围,细化活体器官供体主体资格,建立器官捐献鼓励与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重新考量、设计。     

人体器官移植中的法律问题思考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在服务人类治疗疾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民法新问题。本文通过对人体器官的属性争议,活体器官和尸体器官捐赠的方法和原则,以及器官捐献补偿机制等的思考与讨论,希望通过这样的广泛研讨探索,来推动全社会形成共识,促进人体器官立法,解决当前器官移植中出现的新问题。     

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风险及原因分析

随着器官移植患者需求的不断攀长,而供体器官又极其缺乏,加之我国现行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法规与相应的管理规范不健全,如何依法、依规地开展人体器官移植,不被非法分子利用,是医疗机构乃至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本文首先论述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存在的法律风险主要包括：一是器官移植对象审查不谨慎,间接推动人体器官非法交易;二是器官移植手术排序不透明,违反法律法规;三是摘取供体器官制度不健全,容易引发诉讼等。然后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社会认识不足、医疗机构重视不够、器官来源标准和程序不规范是其影响因素。     

论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

<正> Ⅰ 在代表现代生物医学最高成就的基因疗法、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所谓器官移植,是指摘除一个身体的器官并把它置于同一个体(自体移植),或同种另一个体(同种异体移植),或不同种个体(异体移植)的相同部位(常位)或不同部位(异位)。1902年,卡雷尔(A·Carrl)和古斯里(C·Guthrie)发展了血管缝合技术,奠定了器官移植临床技术的基础。以后,美国、前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相继进行过一些肾移植手术,均因无法解决人体的免疫排斥反应而告失败。1954年,第一例同卵双生子之间的肾移植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医院获得成功,从而为器官移植技术带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过去几十年间,由于新的免疫抑制药物的研制和应用、组织     

人体器官移植中生命权法律保护的探讨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之根本,属于基本人权之范畴。作为挽救病人生命的重要方式,人体器官移植应恪守尊重生命权的原则。因此,对人体器官捐献、摘取和器官捐献者生命状态的判定应遵循严格程序,器官摘取和移植中的相关法律责任要明确规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根据上述要求,加以完善。     

人体器官移植中生命权法律保护的探讨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之根本,属于基本人权之范畴。作为挽救病人生命的重要方式,人体器官移植应恪守尊重生命权的原则。因此,对人体器官捐献、摘取和器官捐献者生命状态的判定应遵循严格程序,器官摘取和移植中的相关法律责任要明确规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根据上述要求,加以完善。     

人体器官移植立法问题探讨

近几年来 ,在人体器官移植方面我国出现了日趋活跃的地方性立法活动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 ,这些立法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缺乏统一、存在空白、立法滞后等。建议我国立法者在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立法时 ,针对国内立法存在的问题 ,借鉴国外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经验 ,采取不强求一步到位、先做到有法可依的立法主导思想 ,有步骤、有选择地进行立法。     

人体器官犯罪的刑法规制——对《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分析解读

目前的器官犯罪主要与器官移植有关,是科技风险在该领域的突出表现.对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新增了有关器官犯罪的内容,旨在以刑法手段应对与器官犯罪有关的科技风险.该条文既具有科学合理之处,如理性克服了对供/受体直接交易行为的犯罪化冲动等问题,也存在不尽完善之处,如未对精神病患者等特殊对象权利保护问题作出规定等.因此,有必要结合科技风险对该条涉及的器官犯罪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完善建议.     

劳动刑法若干问题研究

劳动刑法是西方国家刑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无论是从劳动刑法存在的现实基础,还是从劳动刑法的研究对象、内容、目标以及基本结构上分析,均可认为劳动刑法具有独立的刑法学分支学科地位.人类社会发展表明,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内容.因此,保护以基本人权为外壳的劳动法益,应当是劳动刑法存在的起点与终点.基于有效、有力保护劳动法益的需要,我国亦应从"大刑法"中分解出劳动刑法,专门对之进行系统化、理性化的研究.     

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福音,但它也引发了大量刑事法律问题。各国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相关立法也对包括买卖人体器官、强摘他人器官等器官移植犯罪进行了规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各国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相关立法却并未对器官移植涉及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做出实质性规定,为此,需要在我国《刑法》中增加关于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专门规定。     

从“总揽机关”到“最高机关”:“总揽”现象之宪法史阐释

在近现代中国立宪过程中,总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总揽机关,大致有君主、大总统以及代表国民的机关等。而关于总揽的对象,则有统治权、政务、治权和行政权等。从历史发展来看,总揽机关渐渐为最高机关所取代,后者成为宪法文件的常用术语。总揽现象反映了中国人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认知逻辑。其背后彰显了传统法律文化中一元权力观对近现代中国立宪的影响。而总揽模式表现为行政集权制和民主集权制两种形式,在本质上区别于总统制、内阁制和委员会制。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集权制与民主集权制渐渐走向融合。     

历史维度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

在历史中揭示,程序法和实体法共同脱胎于诉讼法,此时的诉讼法是诉未分解时的诉讼法,而现今之诉讼法虽名为诉讼法,实则程序法而已;对民事诉讼中的几组概念的混用进行澄清;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合理关系是自足与互助的,并质疑时下流行的“层次论”观点。     

伊拉克战争涉及的国际法和国际刑法问题

战争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行为之一,在国际犯罪种类中也属于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近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没有达到战争发动者所欲追求的结果,反而进一步暴露了战争的残酷性,也发展了涉及战争行为的国际法律文件。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及两个《附加议定书》确立了战争行为采用的规章和规则,并进一步确认了战争罪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习惯国际法的基本模式。因此战争,尤其是国际性的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国际法和国际刑法的问题。     

论美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争点排除规则”

美国民事诉讼争点排除规则的存在免去了对存在于不同案件中的相同争点的反复判断,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诉讼成本的节约和诉讼过程的缩短,而且避免了对争点重复判断而可能产生于不同判决之间的不一致,以致矛盾状况的出现。这些使得司法系统得以有效率地运转,法律的稳定与权威也可以得到实现。但对效率的追求不应以牺牲公正为代价的,争点排除规则同时规定了诸多例外。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对效率的追求与对公正的追求在相当大的范围上达成了一致。     

基于系统论视角下的公共组织模式再造研究

本文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着眼于目前我国公共组织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从公共组织内部要素和结构出发，对公共组织模式的再造问题进行了环境分析、要素分析和功能分析，以期对深化公共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有所裨益。     

论机关诉讼--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一个思路

机关诉讼是指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一种诉讼类型.机关诉讼不仅符合司法最终解决纠纷的法治原则的要求,同时也有助于弥补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的缺陷,进而引导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