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与融合：对质程序中确立对质权的审视及证成

传统对质程序仅以法官职权为权源,随着对质权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对质权成为对质程序另一权源。对质程序拓展对质权的适用范围,对质权则自然延伸到对质程序领域并产生碰撞。对质程序中对质权具备庭审质证程序对质权不具有的多向性、场景性、多阶段性,同时与官方职权启动的对质程序存在权源、目的和覆盖范围等冲突,并融合成含有对质权理论的对质程序新样态。对质程序融合对质权理论后可在设置被追诉人启动对质程序、扩展审前对质程序及禁止不出庭证人在被追诉人不在场时参加对质程序等方面改进现有对质程序。     

简析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文章总结了我国刑诉法人权保障理念的转变历程,分析了人权保障理念在新刑法中的具体体现,指出了在刑诉法中贯彻人权保障理念必须转变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解读与反思:传闻证据规则移植的中国立场

在有关我国刑事证据法立法的探讨当中,主流观点主张应当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等痼疾。但是传闻证据规则生长于英美法系国家,以陪审团制度、对抗制度和集中审判制度为背景;况且支撑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本身也并非无可辩驳。中国的诉讼环境不适宜植入传闻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据我们应当将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剥离:承认其证据能力但对证明力作出一定的限制。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得与失

《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秉持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坚持维护司法公正与追求诉讼高效相平衡原则下,根据现代司法的潮流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证据制度、辩护制度、法律援助,强制措施、侦查程序、审判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完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充分地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大大地缩短了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有关人权保障标准的差距,对于有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肯定取得的诸多成绩和亮点的同时,其缺憾和隐忧也是客观存在的,还需要进一步地对其进行完善。     

刑事诉讼法“大修”的十五个亮点

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修的刑诉法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特别程序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     

新刑诉法视角下律师在场制度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之比较

在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针对律师在场与合适成年人参与是否可以合二为一的问题存在许多争议,律师是否可以作为合适成年人是争议的主要焦点。笔者结合新刑诉法,对律师在场制度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概念、联系、区别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从权利属性、适用范围、人员条件、作用、工作方式、可行度六方面阐述了两种制度的区别。     

实现程序正义的双重保障体制

近年来,学术界对"重实体,轻程序"等错误做法给予了批评,但仅停留在重视程序的非工具性价值的问题上还远远不够,应当设计出实现程序正义的法制途径,使程序正义落到实处。文章拟就国情,寻求程序正义实现的思想保障,探求程序正义实现的制度保障,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促使程序正义以渐进式的、多元化的方式逐步影响我们的社会,最终成为中国的"法治"精神。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之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程序有三个条文。通过梳理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已有司法实践和讨论,可以描绘一幅当下刑事诉讼法对其的吸收和抛弃的全景图;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条文的具体内容,新《刑事诉讼法》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取得的成就和缺陷则凸现出来,为将来的司法实践、学术讨论提供了互动的新机会。在将来互动中,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规则将不断完善、司法权威也不断提高,当事人权利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关于侦查权外部制衡机制的解读———以新 《刑事诉讼法》 为视 野简

基于侦查权天然的侵犯性以及我国侦查中心主义的传统刑事诉讼模式,有必要对其进行制衡。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打破了传统封闭的侦查模式,加强了侦辩双方的对抗性;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监督职能的强化亦对侦查活动的合法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辩护权与检察监督权共同构筑了对侦查权的外部制衡机制,对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侦查法治化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确保这一机制良性运转,有必要转变侦查理念,充分落实刑诉法相关规定,并对相关制衡机制予以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再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已践行多年,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其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从刑事和解的概念入手,结合刑事和解的历史发展及对刑事和解制度性质的分析,提出今后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遵循的若干原则。     

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新特点

文章对1979年国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作了比较研究。认为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有四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法律条文更臻于完善、具体,可操作性明显加强;(二)内容表述更严密,语言更规范;(三)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进一步扩大,诉讼制度的民主性得到充分体现;(四)法律监督机制加强,三机关互相制约得到真正体现。文章对这四个特点进行了论述。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逮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逮捕率居高、畸形,逮捕功能被异化,逮捕、羁押制度尚未完善,行政化逮捕审查影响审批程序的开放性。因此,我国立法对旧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完善,主要体现在细分规定了逮捕条件、完善了逮捕审查程序、规范了逮捕执行程序、增加了逮捕羁押的审查程序。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确保了我国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念更新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问题再度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但立法修改往往包含着法律理念的更新,只有理念更新,才能预先明确立法修改的发展方向并确立制度设计的甄选标准。     

浅谈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完善——从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工作影响的视角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直接、言辞原则体现得更加充分。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对公诉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公诉人审查证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庭审的抗辩程度和出庭的难度、增加了办案的难度。公诉部门应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强化证据审查;适当地提前介入,加强与侦查部门的沟通,认真审查证据,将非法证据排除在起诉之前;重视庭前会议,关注辩护人意见,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及时补救相关证据;加强对公诉人的培训,增强公诉人的庭审抗辩能力。     

刑事诉讼法中侦查讯问与沉默权的再修改

侦查讯问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主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保证诉讼效率与保护人权的统一,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为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侦查讯问方面应确立讯问前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严格讯问时限并规定不得夜间讯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律师权利,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超期羁押的责任,同时引入沉默权制度,确立默示沉默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预审工作的新要求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律师介入侦查、取消收容审查、限制补充侦查等方面内容的补充和修改,对公安预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公安机关从观念乃至办案方式都要有根本的改变:一、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要注重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二、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在我国现在的执法环境中显得有些超前。公安机关要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处理好律师介入后保护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关系。三、预审人员要改变传统的取证方式,下功夫研究证据学。排除用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是今后立法的趋势。     

刍议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确立——公安机关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由于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在实践中也没有相关经验和司法解释可以参考,因此大多数警察从心理上并未完全接受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新法实施后他们一旦以证人身份走上法庭必将面临种种问题。为此,公安机关应当未雨绸缪,结合队伍现状,从多方面入手,通过理念灌输、强化庭审培训等方式及时适应这一发展。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刑事诉讼法?

刑诉法二次大修这次刑诉法修改的面较大,修正案草案99条,拟将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等原则。修改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8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现此草案及草案说明已在网上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在原有严禁刑讯逼供规定的基     

议事规则：民主的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改解读

开会议事是民主的基本运作方式,而开好会、议好事,需要合理的规则做支撑,需要由程序民主做保障。经过一年的认真研究修改和反复沟通协商,2009年4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一次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这是已施行二十多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首次进行修改。 修改后的常委会议事规则,适应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需要,将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做法写进法律,同时注意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对原有的一些规定作了补充完善,对于加强常委会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议事程序,提高议事效率,保障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