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专利犯罪刑事政策的刑法化:由隐性步入显性

刑事政策并非刑法难以逾越的樊篱,就专利犯罪而言,贯通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不仅具有理论根据,也具有现实需要,专利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当向从严从厉转变.专利犯罪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包括隐性和显性两条路径,前者主要包括专利刑法保护法益理论的调整、"假冒专利"和"情节严重"的妥当解释等方式,后者则包括完善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加强犯罪预防等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少专利犯罪,需要专利犯罪刑事政策从隐性和显性两方面入手,考虑到当前刑法条文中只有假冒专利罪一罪的现实,刑事政策显性刑法化的思考应当予以重视.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

本文从刑事政策定义的不同解读入手,通过对欧陆刑法学说史的研究以及对欧陆刑法学行为价值学说的辩证分析,正确阐释了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认为,现代欧陆刑法学说史证明了刑事政策思想决定刑法理论的走向,而不同国家坚持的不同刑事政策立场决定了一个国家主流刑法理论的选择。同时,刑法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具有重要影响力或反制作用,我国刑事政策从偏离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打"刑事政策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与转变,正好验证了"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     

制度经济学视野下宽严相济的经济犯罪控制对策研究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刑法势必重新选择对经济犯罪的控制对策,以摆脱效益与公正性的困境。根据这种对策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应当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保障制度创新方面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两个方面:构建非刑法的经济犯罪控制体系;根据经济违法行为的不同危害性构建相应的刑法控制体系。     

刑事干预的理论基础

刑事干预的理论基础陈兴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市场经济是否还需要刑事干预，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应当服从于市场调节，因而对市场经济的刑事干预是不必要的。为此，经济犯罪应当取消。对于这种观点...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责任主义刑法视野中的持有型犯罪

持有型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的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的特殊构成要素。针对我国学界主张持有型犯罪是严格责任犯罪的观点 ,本文评析了严格责任的含义及其政策基础 ,指出严格责任缺乏刑事归责的正当性与合目的性 ,主张我国刑法应当严格坚持罪过责任原则 ,强调应当正确理解我国刑法规定的持有型犯罪的主观要素 ,认为持有型犯罪不是严格责任犯罪 ,而是内含犯意推定的故意犯罪。     

中国刑法立法晚近20年之回眸与前瞻

97年刑法典颁行以来,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一个立法政策由单一从严到宽严相济、立法数量由少到多、立法内容由单一到综合的过程。我国刑法修法总体上坚持了刑法修正案模式,刑法立法的民主性得到了较大提升,刑法立法日趋科学,刑事法网愈加严密。未来我国刑法发展应当坚持理性的立法观,合理回应重大社会关切,坚持适度犯罪化与适度非犯罪化相结合,坚持刑事制裁的轻缓化与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在立法模式上,我国刑法立法应当继续坚持统一的刑法典模式,适当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职权,实行相对严格的法律案三审制,并进一步完善刑法的结构、制度和立法技术。     

刑事一体化践行

刑事一体化理论的精髓在于融通学科联系,解决现实问题。在这一概念中,"刑事"是指治理犯罪的相关事项,其外延涵盖犯罪、刑法(包含实体和程序)、刑罚制度与执行等。"一体化"是指相关事项深度融通。刑事一体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刑事政策引导刑法立法,同时刑事政策又应当在刑法框架内起机制性作用,融入哲学、社会学、犯罪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理念,用以解决刑法问题,体现刑事一体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当代刑法的潮流,刑事政策有助于顺畅刑刑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考察

正当前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结合看来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然而,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体系〔1〕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     

论刑法的从轻适用与人权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典一直保持着重刑结构,只重视控制犯罪的单一功能,而忽视人权保障机能。当今世界刑法趋向轻缓化,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不断得到加强,我国刑法应当相应地做出转变,从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本文从刑事政策、犯罪、刑罚三个角度来论述刑法的从轻适用途径。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处理上,存在分离模式与贯通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当前的处理方式应归入分离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不仅教义学理论的构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目标指引,而且刑事政策的运作可能突破教义学的体系性逻辑。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合理地解决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即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本文是对刑法教义学的一个面向的理论探讨,即如何处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从李斯特鸿沟切入,李斯特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严格界分:刑法教义学成为一门形式的-实证的学科,完全排斥价值判断,由此形成了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而刑事政策则是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在刑罚论中予以研究,其以目的性思想为依归,尤其追求特殊预防的效果。李斯特这种把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分立与疏离的思想,形成所谓"李斯特鸿沟"。经过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之后,罗克辛对李斯特鸿沟予以贯通,将刑事政策引入犯罪论体系,使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形成了其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本文重点对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展开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性探究,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刑法教义学,因此,李斯特鸿沟尚具有启迪意义。但我们没有必要回到李斯特,也没有必要重新跨越李斯特鸿沟,而是可以直接享受罗克辛贯通的成果。本文强调了在中国目前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中,既要以刑事政策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引导,更要注重通过刑法教义学对刑事政策的边界加以控制。     

“中罪中刑”的刑法结构之提倡——对“严而不厉”的一点质疑

"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综合世界上主要国家对罪刑配置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刑法结构。该刑法结构从入罪和刑罚的角度上提出了我国刑法应当向"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靠拢。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严而不厉"需要反思和进一步发展。"中罪中刑"的刑法结构值得提倡。     

论未成年犯刑事责任的几个问题

本文就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犯刑事责任的三个问题进行了研讨.关于未成年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责任范围,作者指出,虽然现行刑法规定存在不足,但是这种不足应当由立法机关以法律修订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虞的扩张解释来弥补,并建议参照俄罗斯立法模式对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相对负刑事年龄段责任范围的规定进行修改.关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问题,作者认为在遵守现行刑法关于缓刑的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放宽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的把握以扩大对未成年犯的缓刑适用.关于对未成年犯罚金刑的适用,作者认为应当在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     

加入WTO后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与革新

在我国加入WTO之际 ,深入研究我国刑事政策之不足以及如何调整与革新 ,为我国在 2 1世纪制定科学、有效的刑事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 ,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之不足主要表现在 :( 1 )基础理论研究不足 ;( 2 )稳定性、连续性与科学性的论证不足 ;( 3 )对刑罚手段的期望值过高 ;( 4 )刑法用语缺乏明确性。关于如何调整、革新我国的刑事政策 ,作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 1 )深化基本理论研究 ,建立我国刑事政策理论新体系 ;( 2 )确立有利被告原则 ,强化对犯罪公民的人权保障 ;( 3 )微调定罪政策 ,科学划定犯罪圈 ;( 4 )泛调刑事处罚政策 ,革新刑事处罚理念 ;( 5)完善赦免制度 ,发挥其刑事政策功能 ;( 6 )改革行刑政策 ,重构我国行刑模式     

日本刑法的发展及其启示

日本已从刑事立法的稳定化转向了刑事立法的活性化;近年来的刑事立法,主要表现为犯罪化、处罚的早期化与重罚化以及刑法表述的通俗化、具体化。我国应当在法治视野下重新思考刑法处罚范围,而非单纯控制处罚范围;应当注重提高刑事立法的有效性,而非单纯注重处罚的严厉性;应当在刑事立法体例上采取例示法,而非单其强调通俗化与具体化的特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转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诉讼化,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际上就是落实公法中的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从"追诉型"向"保障型"转变.确立单一的强制措施适用目的、多元化的强制措施结构、证明标准和理性化的强制措施手段和对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异同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曾作为刑事立法的政策依据写入了我国第一部刑法。虽然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将其删除，但其本身所体现的精神已经具体的体现在刑法的具体规定之中。学者陈兴良认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虽然没有从法理上被否定，但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应然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情节犯研究

情节犯,是指我国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或者以此作为认定该罪既遂形态的犯罪类型。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的今天,刑事法治作为法治国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刑事政策、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刑事法治的内涵、精神和范畴。我国刑法中情节犯制度的设置,从刑事政策的精神和内容上看,它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一脉相承,可以说是我国刑事政策法制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