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说中国智慧——《数字中国说》书评

“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中国人的“智慧”基因从未有所中断。建立“智慧城市”是我国建设新型城市的三大目标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即使在国际范围内,我国也是主要国家、主试验场。同时,也是国际上建设“智慧城市”规模最庞大的产能市场。     

数字下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与风险规避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乡村数字化探索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信息化驱动、乡土文明的媒介化发掘、乡村善治的智慧化构建、美丽乡村的可控化推进以及农民消费需求的精准化供给。数字乡村战略的顺利实施不仅是市场自发整合的结果,还受到诸如政府动员逻辑、乡村法治逻辑以及知识转化逻辑等非市场逻辑的影响。尽管乡村数字化建设符合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但过度数字化依然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在乡村场域的再生产、数字化实践与乡村社会的脱嵌、非理性意图在乡村社会的表达以及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麦当劳化”。面对这诸多风险,数字下乡须明确从全面推进到靶向瞄准的问题意识;树立从形式合理到实质回应的需求宗旨;坚定从理论指引到研用结合的实践取向;完善从量化考核到综合评价的监督机制。     

从数字大国走向数字强国的关键

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应用掀起的数字革命，使数字经济成为当下与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在我国的高速发展全世界有目共睹，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数字大国。紧跟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从数字大国走向数字强国，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重要历史选择。     

元宇宙法律治理中的数字正义及其实践路径

元宇宙具有虚拟现实交融性、去中心化与弱共识性、技术集成性与依赖性、概念性与发展不确定性等特征，引发了治理规则、治理机制以及治理思维等方面的难题。基于法律与科技间相互关系的多重维度，数字正义兼有数字科技赋能法律治理与通过法律治理规范科技发展的内涵，是正义观在数字时代的深化与扩展，具有价值引导与利益分配、技术规则与发展激励等元宇宙治理功能。在元宇宙法律治理中实践数字正义，需要打造法律之治与技术之治相结合的元宇宙治理规则体系，构建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的元宇宙多元共治机制，引导数字思维系统性嵌入元宇宙治理的法律思维。     

从数字城市到智慧城市资源观念的演变

从技术发展与资源观念演变切入,纵论城市建设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与数字城市相对应的信息资源、与智能城市相对应的软件资源、与网络城市相对应的组织资源等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审视智慧城市的综合视角：智慧城市的规划、智慧城市的价值观、智慧城市的特色化和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智慧共同生产：数字技术重塑乡村公共服务机制研究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是促进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新途径。基于共同生产理论提出“制度环境-生产过程-服务效能”分析框架,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兴技术重塑公共服务机制进行理论和案例分析,通过对国内外乡村公共服务典型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并对主要案例开展田野观察,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路径升级、模式再造、场景适配为乡村公共服务共同生产构建了有利的制度环境。数字技术所具备的精准化、去中心化和敏捷化特征,促进了公共服务的共同规划、共同设计、共同交付以及共同评估,实现服务的渠道革新化、过程透明化以及投入产出优化。数字技术融入乡村公共服务有助于打破城乡壁垒,巩固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机制,推动共同生产机制化,解决公共服务信息不对称难题,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数字系

11人;47人;30倍;1人;4亿元     

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分析:进展、规律与路径优化北大核心

植根中国本土实践,把握数字乡村建设进展和规律,是优化路径和实施方案的前提。基于两轮全国层面的村户抽样调研,通过典型指标的现状分析以及动态比较,发现现阶段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呈现出网络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数字赋能农业潜力正在显现、多元数字化场景不断契合乡村治理需求、数字化应用与农民生活结合日益紧密等演进特征。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规律可总结为从弥合数字鸿沟到走向数字普惠、多场景下的全面数字赋能、不同区域和层级上呈现分类分化。基于对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难点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要以普惠性为本质要求,分类梯次有序推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重点围绕考核标准、产业配套、主体协同、试点示范、数字产品、人才队伍等方面精准施策,不断优化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路径。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一个概念模型

数字理念、资源和技术日益驱动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形态转型,而具备数字素养是公务员胜任数字政府场景与任务的关键,有必要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范畴及内容框架等基础问题进行理论讨论。在系统梳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议题背景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之上,从综合性的角度界定公务员数字素养,认为它是公务员在数字政府场景中开展数字化的行政与治理活动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综合。基于素质洋葱模型和数字政府理论的双重启发,从数字素质和数字能力两个面向,按照陀螺形态自上而下建构了数字心理素质、数字技能素质、数字行政能力、数字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组成了一个立体性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并据此进一步解析出13项具体的数字素养因子。     

数字老龄化的中国优势:释放数字红利北大核心CSSCI

当下数字中国的崛起历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伴共存。老龄社会新形态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日渐突显,呈现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的新影响与新态势。数字老龄化并非旨向“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博弈,其概念要义在于从适应技术到参与社会的理论递进;在继承“积极老龄观”理念与发展“健康、参与和保障”行动中丰富积极老龄化的共识范畴。中国数字老龄化超越了西方国家以技术为中心的单一逻辑,在国家战略与社会治理共举的复合结构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在弥合数字鸿沟上,中国数字老龄化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凭借制度、理念、文化与人才等多重优势,中国将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积聚老龄社会下建设数字强国的中国力量。     

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日益普及。信息网络正在使人类社会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它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信息化也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力量和必然趋势。党校作为培训轮训各级党员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理应在信息化建设上走在时代前列。《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党校信息化建设是实现教育现代化、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的重要手段”；《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提出“加强网络培训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满足干部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到2012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资源共享、规范高效的干部网络培训体系”。由此可见，党校信息化工作已不是简单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以网络为依托的各种信息化平台和服务平台的建设。它对干部培训方式和党校未来发展都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各级党校应当大力加强和推进信息化建设。     

数字正义视域下数字司法建设面临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数字正义是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对传统正义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社会赋予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应当成为新时代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数字司法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存在“数字鸿沟”导致司法触达不全面“、算法黑箱”造成司法推论不透明“、技术机械”致使司法审判不合理等诸多问题,阻碍了司法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在通往数字技术嵌入司法领域的新一轮变革中,还需要从健全数字司法法治化规范体系、强化数字司法系统的安全实用、优化数字司法建设的人才支撑、改进数字司法应用的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加强数字司法法治建设,从而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美好期待。     

陕西印发“数字陕西 智慧城市”发展纲要

近日,陕西省信息化领导小组印发《"数字陕西智慧城市"发展纲要(2013-2017)》和《"数字陕西智慧城市"发展纲要实施意见》。《纲要》明确由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作为牵头部门做好相应基础信息资源建设,并与省工信厅一同作为指导部门指导"数字陕西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范项目。《纲要》指出,"智慧城市"是顺应当前全球信息技术变革及新一轮产业发展时代潮流,代表未来城市发展演进的必然     

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08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国家信息中心从2005年起组织"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对中国数字鸿沟现状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本报告是关于中国数字鸿沟问题的2008年度报告.报告主要以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的普及应用为依据,采用"相对差距综合指数法"计算"数字鸿沟指数",重点考察了中国城乡、地区和性别数字鸿沟情况,分析了2007年中国数字鸿沟现状以及2000-2007年数字鸿沟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总体而言,中国信息技术扩散进入快速扩张期,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但城乡,地区间数字鸿沟仍很突出,依然是困扰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大难题.     

浅析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加速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数字技术作为最先进生产力要素和“数字劳动”普及为基本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一重大趋势的思考和认识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关键性概念和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基于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两个核心概念的系统辨析，以平台厂商、平台用户、平台广告商三方构成的“平台资本主义”系统为例，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和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形式作出了探讨,并结论指出：这一新兴生产方式非但未能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反而因数字技术支配下的更隐蔽的剥削形式而进一步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