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地区生计方式的变迁——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郎德上寨为例

采用历时与共时两种比较方法,探讨了旅游开发背景下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郎德上寨生计方式的变迁: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内涵的旅游正逐渐为少数民族原住民接受,并改变着他们的生计模式,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正悄然向以文化谋取生计的方式转变。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对贵州肇兴侗寨的田野调查

肇兴侗寨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良好的旅游文化软实力发展基础,但在旅游文化软实力发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地方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矛盾突出等。针对肇兴侗寨旅游文化软实力发展中存在的典型问题,研究构建出五点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路径。     

旅游精准扶贫对民族村落农户生计影响的比较——基于云贵民族村落的调查数据

发展旅游产业是我国新时期民族村落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在旅游精准扶贫背景下,有必要关注民族村落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文章选取云贵两种不同旅游扶贫模式的民族村落,对村民进行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其旅游精准扶贫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旅游扶贫模式的村落精准施策不同;不同旅游扶贫模式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不同旅游扶贫模式对贫困户的吸纳能力不同。总体上,民族村落农户的生计资本仍然有限,旅游参与型农户的生计资本相对较好,在精准帮扶影响下,除社会资本外,传统务农型农户多种生计资本欠缺。据此提出了其生计资本的提升对策。     

调查研究对民族村寨的认识与保护发展

民族村寨既是贵州的基本社区 ,又是民族的基本空间载体 ,一直列为我们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各民族的脱贫致富 ,每个村寨的面貌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西部大开发中 ,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 ,提高对民族村寨的认识与保护发展 ,日益凸现出来了     

改革开放30年少数民族生计模式变迁——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那门壮族村的田野报告

不同的族群在其生存和发展的历程中,适应其所处的生存场域所形成的生计方式也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因而可以透过对其的研究一窥当地族群风貌变迁.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壮族村的田野调查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土地制度、政府决策、科技手段、市场导向以及村民的自我发展意识与需求,是影响那门村生计变迁的主要因素.在转型过程中和转型后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为例

民族村寨旅游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村寨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提升乡村经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以下简称“程阳八寨”）为例,分析在我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生态价值,指出当前制约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从提升民族村寨旅游服务水平、提高旅游治理能力、升级旅游品质、实现旅游绿色发展、加快旅游智慧转型等方面,提出实现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的少数民族生育率及其生计方式变迁研究

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本文利用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调查数据,对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和壮族的生育率和生计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由于巨大的抚养成本和就业压力,生育率的下降刺激牧民结合已有的生计资本改变生计策略,促使少数民族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变,进而带来了牧民收入的提高。     

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历程——以云南石林月湖村撒尼文化变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是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受到现代化冲击最为迅猛的时期,民族村寨文化在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复兴与重构。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是族群内部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文化复兴,9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的则是“他者”介入后自上而下的引导性文化建构。从本质上看,这两次村寨文化复兴都是民族文化持有者对现代性语境下的族群身份、文化归属、自我认同等所进行的努力与追求。     

消失的马车队——关于广西罗城一个仫佬族村落生计方式变迁的研究

马车队是仫佬族生计方式之一。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仫佬族社会的生计方式开始发生变化。通过对广西罗城一个仫佬族村落生计方式变迁的民族志研究,发现煤矿重组、人口流动性增强、技术发展是导致仫佬族村落中马车队消失的主要因素,由此引发仫佬族社会代际间家庭收入差距大、人际关系功利化、"熟人社会"陌生化等问题。     

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以贵定县音寨为个案

民族村寨旅游已经成为各地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形式.音寨民族村寨旅游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效.音寨旅游业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双保障"措施是音寨村旅游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六注重"是音寨村旅游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CCTV模式——以西双版纳"中缅第一寨"勐景来为例

民族旅游的开发是近年来旅游学术界和实践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围绕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而展开。村寨旅游是民族旅游开发中一种主要的形式,本文在比较几种民族村寨开发模式的基础上,以“中缅第一寨”———勐景来的成功开发实践为案例分析,提出一种以保护开发为前提、公司起主导作用、有鲜明特色主题、村民普遍受益的多赢发展模式,即CCTV模式。     

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的互动联结探析 ——以贵州省岩门司村为例

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存在着耦合互动的共生机制,传统生计策略的抉择大多融嵌于自然环境的约束范畴,而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计理性.人们依赖在互有差异的生态格局基础上,经过身心实践后形成了适应本土发展的生计方式,善于把山、水、地、树、气候等生态元素进行最优组合再造,从而孕育了"稻田养鱼"重组水稻模式、"气候—鱼苗"经济模式...     

渝东南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利用——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水河镇河湾山寨为例

位于重庆市酉阳自治县酉水河镇的河湾山寨距离县城74公里,后溪古镇是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河湾山寨位于酉水河国家级湿地公园核心部位,境内还有“三峿奇观”、“老柏梯田”、“大江竹海”等自然和人文景观,秀丽宜人. 其中的河湾山寨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建寨,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共有342户,1392人,有木质结构房171幢,砖木结构房11幢,砖混结构房32幢.河湾山寨以土家吊脚楼为主,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土家族集居的典型作品,寨前临酉水河,寨中房屋多被大树隐蔽.山寨内步道共有4900多米,改造前为泥土地面,梯步用乱石砌成.圈舍零乱,部分房屋年久失修,造成少数建筑风格与山寨土家族民族整体风貌不协调.     

民族村寨民间风俗变迁中的政策影响——以石林撒尼村寨为例

石林W村位于世界著名风景区石林入口大道一侧,依山傍水,风景旖旎,是一个撒尼人聚居的村寨,也是一个游人很难从视野中抹去的村落。W村曾经是石林县最穷的村子,但随着石林风景区的发展,W村的面貌和村民的生活悄然发生了变化。在石林县政府对风景区向世界著名风景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地迈进的每一步发展中,W村都与之同步地发生变化,不仅从最穷的寨子变成了石林周边最富庶的寨子,还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些长久以来具有一定约束力的风俗习惯。在W村风俗的变迁中,不难看到地方政策对长期存在的风俗习惯具有一定正面影响,但同时也有不少负面影响,所以,对政策影响民间风俗变迁的作用力应当加以一定的限制。     

从明代学田地租管窥贵州各地生计方式的差异——对《黔记·学校志》中相关史料的解读

《黔记》是明代郭子章私家撰著的贵州通志。该书《学校志》中有关各儒学学田的记录十分翔实,这些史料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贵州各地生态背景和生计方式的差异。例如,该志所载乌撒卫学田中有部分田产以荍作为缴纳田租的粮食种类,这与乌撒其地湿润多雨、生长季短及当地彝族回族大量种植荞麦密切相关;又如该志所载清平卫与思州府学田的田租中有以手和边为粮食计量单位的实例,这足以表明当地侗族苗族习惯于种植糯稻,而他们栖息地的生态环境确实适宜种植糯稻。总之,只要认真解读史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复原明代贵州的生态面貌。     

少数民族习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探析——以罗定市加益镇合江民族村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作为亚文化的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进行着意义深远的文化变迁,合江民族村同样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相应的文化变迁。文章以合江民族村少数民族习俗文化变迁为切入点,分析了聚居、工业文化和主文化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变迁的影响,并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变迁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云南金沙江流域干热河谷灾变的历史成因及治理对策探究——兼论氐羌族系各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生态价值

清代以前,云南境内的金沙江流域河谷地带森林茂密、草原丰美、气候湿润,并未呈现干热河谷灾变景观。入清后,随着移民的增加,开发管理的无序,加之引入的经营模式与当地生态系统不相兼容,经长期积累后,毁损了多样并存的森林生态系统,诱发了干热河谷生态灾变的扩大化,危害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根治今天云南境内金沙江流域干热河谷灾变,应借鉴历史的经验,充分发掘、利用原生地各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和技能,这一地区干热河谷灾变救治才可望收到理想成效。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挑战与机遇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灵魂,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的理想对象是原始、封闭、落后的族群.然而随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严格意义上的原始、封闭的族群已很难找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这种变迁中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同时也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课题和研究视野.     

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及其治理路径——基于可持续生计模型的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冲击,也对脱贫攻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研究借鉴国际流行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疫情环境下贫困户可持续生计风险分析框架和风险传导机制,并基于该框架系统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扶贫产业的发展及贫困户的生产发展、外出就业、稳定增收等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为贫困家庭生计风险(主要包括物质资产风险、社会资产风险和人力资产风险)不同程度的强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就业基础、产业支撑和经济基础,增大了脱贫难度,加大了贫困家庭生计风险和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为此,必须综合施策,精确瞄准主要风险点,通过制度调整与政策创设,夯实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增强贫困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从而防止返贫,打赢扶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