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自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以来,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几十年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仅于1998年出台了一个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而对于1997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则一直未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改。直到2010年9月,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议案终于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日程,这也意味着实行了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刑事诉讼法将迎来第一次全面而集中的修改,而这也标志着我国的程序法研究将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发展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应探索的主要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经历着从无到有 ,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尽管现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制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但仍存在某些不足 ,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以便推动其有新的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自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以来，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够专业。直到2010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我国终于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其意义等进行阐述。     

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研究——刑事证据的简单理论分析

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再次修订，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化发展刑事司法的程序化问题，国际人权组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统计公民权利数据突显的问题与国家司法程序与实体的矛盾使得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又被提上议程。作为我国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阶段，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修改的问题已经凸显，辩护人制度、强制手段导致的超期羁押、刑事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问题、证据边缘化问题和简繁审判分流体系这五大内容都是目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本文就其证据的一般理论进行简单的分析以窥蠡测。     

侦查机关如何应对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非法证据排诉规则的有关内容。改变了相关规则的确立将有效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对保障人权、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水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文章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缺陷及应对等进行阐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问题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不仅关系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与司法公正,更关系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我国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规则存在明显的操作性不强的缺陷。遏制"冷暴力"讯问方式、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录音录像制度、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于提高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检察机关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全面而深远,在各项检察业务工作中,职务犯罪侦查、公诉、侦查监督、监所检察、控告申诉等五项业务工作,所受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检察机关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既要立足全面,更要着眼于主要业务和关键环节,通过解决好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全面贯彻落实.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部门的挑战及其应对——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与完善为视角

"两个证据规定"及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必将为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来,检察环节适用的具体情形如何?实践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检察、审判环节适用的程序是否相同?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检察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实际状况,深入探究其中隐含的问题。     

略论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与证据制度

新刑诉法的修改有不少亮点,其中在证据制度方面就首次规定了不同司法范畴之间的证据使用问题,但是新规定作为一个“新事物”、“模糊的规则”,如何规范证据的使用,是值得探讨的,而且行政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分别属于法律运行的不同阶段,其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实行行政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转换,如何保证刑事司法的精确性、严肃性与权威性,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方向.本文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行政证据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进行法律分析,找出促进二者顺利转换的途径.     

非法证据缘何难以排除——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继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之后又一司法人权保障性规则.已经纳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典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显侧重于某些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与侧重于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着明显差异;已经确立的裁量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规定因规定本身的原因也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尽管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通过相关司法解释早已确立,近年来也有零星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但实践效果不彰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究其原因,既因排除规定内在缺陷所致,也有价值取向、诉讼模式、司法潜规则、人性取向、判断诉讼行为的目的论、沉默法则、双重标准以及司法体制障碍等诸多原因,这些因素都是未来刑事诉讼法实施中需要加以克服的.     

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方向探讨

合理协调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永恒主题，在刑事诉讼立法上总体上体现公正优于效率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其本质在于实现程式正义；确立无罪推定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原则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式公正的前提，依据在于它们是刑事诉讼程式目的的直接体现；确保法官中立是实现程式公正的关键，而关键之中的关键是创设“程式空间”和建立陪审团制度；完善对公正与效率发挥“双提升”作用的诉讼规则和在公正背景下完善刑事简易程序是调和公正与效率的基本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与职务犯罪侦查——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背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当今各国刑事诉讼法中普遍规定的一项证据制度,我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充分肯定了《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将其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本文旨在探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从而引申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个认识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着再次修改。为了保证这次修改的质量,应当首先解决几个认识问题:一是刑事诉讼现代化与刑事诉讼中国特色的冲突与矛盾问题;二是对当前我国社会阶段性特征的认识问题;三是司法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四是社会治安与人权保障的矛盾与冲突问题。只有解决好这几个认识问题,才有可能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有所创新,才能使我国刑事诉讼法更为科学与合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相关问题之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重要内容,在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急需理论上予以解决.本文认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已经逐渐从“非法手段”扩大至“程序违法”,而现行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依职权或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并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的过程中,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效果和证明标准进行深入探讨.     

刑事诉讼法修改如何调整证据制度

证据概念以材料说代替事实说欠妥,可以考虑三种处理方式,倾向于删去关于证据定义的规定。证据分类应注意笔录证据规定的周延性,不应仅限于列举的几种,还应包含其他侦查行为笔录及审判笔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根据实践需要进一步明确排除范围,尤其对"等"字应作适当界定,防止过于宽泛无法把握。直接言辞证据规则,不仅需要规定证人出庭义务及保障措施,更应当限制书面证词的使用。就行政机关所取证据的司法运用,应当明确限制行政执法机关所取言词证据用于司法。有必要规定证据裁判原则;必须遵守质证原则,反对脱离庭审秘密核实证据。     

监控类技术侦查证据运用问题研究

监控类技术侦查证据是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但在具体适用中存在移送规范粗放化、证据出示随意化、质证方式单一化、对监听译文审查不足、违法技侦证据排除困难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立法上的缺失,受技侦证据固有特点和侦查神秘主义的影响.对此,应进一步明确证据的移送和出示规则,保障证据移送的安全保密性、完整性和真实性;扩大证据的"原件...     

新刑诉法下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规则排除问题研究

证据是侦查一个刑事案件的关键和核心,是刑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作为侦破刑事案件的主要机关,其取证合法与否关系到案件的定性。因而,本文在新《刑诉法》下去探讨公安机关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对于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和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思考——兼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宪法程序的基本内容,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宪法判例据此推定出排除规则;日本等国宪法既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也规定了排除规则;德国基本法从公权力的限制性规范推定出排除规则。排除规则排除的不是证据本身,而是公权力的违法行为,因为证据是先于程序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不能排除,也不应该排除。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可分为:单维度的价值定位和多维度的价值定位,前者在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后者还包括证人、被害人和社会大众的权利;不同维度的价值取向意味着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有别。我国宪法没有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和排除规则的规定,正在热议的《刑事诉讼法草案》对这两个规则作了具体规定,其意义重大,不容置疑,但也存在着实施的困难和障碍:一是与排除规则配套的司法体制、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等有待完善;二是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标准不确定、不具体、不合理;三是排除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况没有专门规定,容易放纵公权力的恣意。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完备初探——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律的逐步发展,对于证据的研究,特别是证据规则的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都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在众多的证据规则中尤以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研究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第二次修正,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入法,并对启动非法证据评议的申请人、举证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等进行了规定,这是我国关于证据认定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制裁性条款缺乏、可操作的程序保障不足、法官权力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本文拟以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完备之路做初浅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