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是在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它不可能完成像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走一条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的道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力量。乡村社会经历了革命后到改革后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组织重构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下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正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思维控制时，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明历史，因为对过去的解释提…     

现代性意蕴中的国家与社会:梁漱溟重建乡村社会的主旨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乡村向来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基本而又独特的单元,如何理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根基在乡村,只有建立起农民自主的乡村组织,才能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培育起农民应对现代化挑战的能力;而保持乡村社会建设的相对独立性,造就农民自主、自觉的乡村社会则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所在。梁漱溟所提出的以乡村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国家发展的独特构想为当下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治理视野中的乡村政治:走向合作之路

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缺乏制度上的规范、理论上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政治控制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国家权力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渗透，直至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确立，基层政权下沉至村一级，国家从政治上对农村表示了高度的“重视”，不过这种“重视”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工具主义的考虑。     

地方性规范瓦解与法律下乡——以河南农村退出婚约为例

自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就一直存在两套规范体系在相互较劲，一套是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它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另一套是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它是维护地方秩序的根基。但是直到20世纪末，在乡村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地方性规范。乡村真正发生质变是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地方性规范及其赖以为支撑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国家法律呈现出主动下乡与被迎接的态势。法律下乡进一步肢解了乡村地方性规范。     

村落社会控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设中还存在许多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失控风险已经成为乡村社会最主要的系统性风险。建立和完善村落社会控制机制,营造稳定和有序的乡村社会环境,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前提。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运作

随着文化实践形式在乡村的积累，文化治理逐渐以“体系”的形态内嵌于乡村社会生态环境中，对乡村治理起到整体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包括了文化子系统、领域间系统、环境总系统三层结构，各个结构分别联系着传统与现代、治理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政府与社会，由此衍生出六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三径赋权模式、内部优化模式、文化推力模式、文化拉力模式、内生环境营造模式以及外生环境建构模式。     

实现乡村振兴需坚持四大“着力点”

正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一次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会议指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乡村社会,乡村的式微必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乡村不发展,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发展;乡村社会不小康,中国社会就不能全面实现小康。那么,究竟该如何实现乡村振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影响简

两宋时期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属于承前启后，多所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段，对后世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此后的元明清三代，甚至及于民国时期，两宋时期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诸多方面都持续得到沿用和发展，特别是在建制名称和组织模式、职役制的全面传承与发展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和探究。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影响

两宋时期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属于承前启后，多所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段，对后世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此后的元明清三代，甚至及于民国时期，两宋时期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诸多方面都持续得到沿用和发展，特别是在建制名称和组织模式、职役制的全面传承与发展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和探究。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对乡村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动员,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在变革中的乡 村场域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课题。20世纪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主要处于由内生而致的权威及其执行者 的管治中;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日益深入乡村,村庄内生力量受打击但国家行政嵌入又无力维持秩序;新 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并控制乡村社会;20世纪后半期,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乡 政村治"的乡村秩序格局。当前,乡村秩序对"乡政村治"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行政力量退出乡村场域和 在村庄内生秩序主导下践行乡村自治模式已势在必然。     

从经济发展史看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传统的基于落后的自然经济所形成的"政社合一"的制度体系随着经济商品化开始出现变迁.但清末地方自治试行、民国乡村自治的努力、中共建立新政权后人民公社的尝试及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的推进,乡村社会重构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我国近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并没能缓解乡村社会危机,农村社会改革的本质问题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重构问题.     

新中国初期乡村荒政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缘起

灾荒救济是中国传统政权的重要职能,称之为荒政。荒政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初期的乡村荒政在理念和内容上有了很大调整,影响更为深远,它是新中国城乡分治与二元社会结构的逻辑和历史双重起点。为了将乡村灾民安置于本地自救,新政权在思想理念、政策措施、实践行动等方面,将城市与乡村区别对待,并以分类治理为制度起点,逐渐演化出了一套将城市和乡村隔离分割的社会治理体系,固化为刚性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市供应和就业保障政策,乡村灾害就地自我救助理念,农村集体生产生活体制,乡村受灾人口管理政治化倾向,是新中国初期城乡社会分割的主要因素。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中国特色乡村组织振兴的方向和实现路径。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体系的系统构建，要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构建这一组织体系，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选准用好新时代乡村治理带头人

正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同样如此。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善治水平,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乡村治理却面临诸多问题,如贫困村后期乏力、村组织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治理的队伍建设不到位,强人难选、能人难留、人才难引、力量难聚等。当前,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必须在构建和完善乡村治理的队伍体系上下真功夫出真招。     

关于建立和完善乡村医生关爱保障机制的思考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新医改方案关系到中国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体系的重建和完善，牵动着长期被遗忘、被边缘化的乡村医生群体。乡村医生是我国农村基层卫生保健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是我国9亿农民基本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新形势下，如何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再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和民生课题。     

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组织体系:过程与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组织体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中国所制定的发展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对组织的变革来促进乡村的发展”①，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国家里，对农村组织体系变革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农村的改革，同时也有利于更为清晰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社会组织是一个不断地与环境发生作用的开放系统，它必然随着外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农村组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