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性认识若干问题研究

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在理论界有众多分歧。违法性认识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违反整体的法制性、法规范的认识,认识的内容不应当是伦理道德等前法律规范,也不宜是某具体的法。而基于违法性认识认定的推理逻辑,对其存在性的认定应当侧重于反向推定即如果特定情形下存在法律认识的丧失那么就应当排除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反之即存在违法性认识。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对违法性认识与犯罪过失的关注相对较少,就二者关系来讲,犯罪过失的成立不需要违法性认识。     

刑法中的违法性认识探析

传统刑法理论并不要求在犯罪故意中有违法性认识,我国刑法界也以＂不知法律不免责＂为通说。然而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理论观点受到质疑。我国刑法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评价违法性认识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论违法性判断的独立

我国刑法理论中违法性判断应当独立。缺乏独立的违法性判断,一方面造成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内部矛盾重重,其功能也被夸大;另一方面还导致违法性判断被形式化。实质上,对某一行为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并且违法性判断的功能也不同于主观罪过。在此基础上,将违法性判断独立成为一个要件不仅可以为正当化事由提供理论依据,还是犯罪行为类型化的要求。当然,与违法性判断独立相配套的要求就是对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改良或者引进德日三阶层犯罪成立理论。     

行政违法性认识与犯罪认定

行政违法性认识不是违法性认识的对象,也并非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但要想成立行政违反加重犯,则必须具备行政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就认识错误而言,行为人对符合行政管理规范规定的禁止事项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的认识错误,可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对禁止事项的评价错误则属于法律的认识错误,只有根据具体情况,行为人确实不具有回避行政违法性认识错误之可能时,才不构成相应犯罪。     

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相当于欧陆日本刑法中的实质的违法性的概念。社会危害性应当属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这是由责任的本质决定的。社会危害性认识是故意和过失的分水岭。虽然犯罪故意要求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但并不需要该认识要达到系“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在与事实认识的关系上 ,事实认识是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前提 ;在与形式的违法性即刑事违法性认识的关系上 ,存在着形式违法性认识的欠缺阻却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情况。     

论违法性认识的出罪功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

风险社会下刑法的规制机能日益扩张,侵犯了个人法益保护的边界。有必要通过违法性认识出罪来缓解刑法规制和个体法益保护的紧张关系。基于理论服务于实践的导向,不同于学界对该理论在刑法体系中存在位置正当性的争论,本文将违法性认识的研究重点放在具体犯罪的出罪功能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探究违法性认识在该罪中出罪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以实现个体正义。帮信罪因刑事政策需要、定罪证明的不合理及犯罪主体的特点决定了该罪存在违法性认识出罪的可能。根据责任非难的观点,帮信罪中的支付结算类行为以违法性认识出罪也具有正当性。     

违法性认识的司法现状与路径选择 ——基于615份案例的实证研究

对615份案例样本的分析显示:违法性认识司法适用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合理的理论选择和科学的判断路径。解决此问题,应当明确违法性认识及其可能性对定罪量刑的影响,采取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来判断犯罪成立与否,并参考违法性认识的具体状况来决定是否量刑从轻,可以先以"契机+真诚查询或合理解释"的方法判断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是否存在,对于存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再判断其是否足以影响量刑。     

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之影响——在理论体系的不适应中寻求概念的衔接

“不知法不免责”现于罗马法时期，但随着社会发展及人类对刑罚功能认识的变化．各国学者纷纷提出质疑，一时可谓“群星璀璨”。作为舶来品，其引入必会对社会主义刑法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如何？文章将违法性认识区分为实质违法性认识与形式违法性认识，认为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是实质违法性认识的内容，二者在概念上具有同质性，实质违法性认识应成为故意的内容；形式违法性认识应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独立于故意范畴的要件，可以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     

论违法性理论的应然位置

社会危害性概念与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其根源在于社会危害性(实质违法性)被理解为犯罪的一个特征.我国现有的成立犯罪的理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四要件体系一社会危害性"双层结构,但应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置换为法益侵害的概念,并且将之理解为犯罪成立的一个阶层(违法性阶层).此外,还需要醇化构成要件的概念、析出责任阶层.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应改造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体系.     

以刑事诉讼证明实践为视角看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之完善

犯罪构成体系是为刑事诉讼证明实践服务的,因此对于该体系的完善,应从刑事诉讼证明实践的视角出发。从证明对象上看,犯罪客体是多余要件,而违法性要件是遗漏要件;从证明责任分配上看,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缺乏层次性,不具有推定功能,导致刑事证明实践的混乱。因此,在完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时,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之中,构建犯罪构成体系的层次性结构,使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具有推定功能。     

浅议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与我国犯罪论体系

违法性在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中,仅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个层次,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刑事违法性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与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中的部分概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虽然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并未对违法性进行独立判断,但是在整体上亦可以起到与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违法性层次相同的出罪作用。     

基于“非法性”的分析——新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性是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核心范畴。非法性所指,游走于取证行为和证据本身之间。非法性的成分包括实体非法性和程序非法性,两者的比例关系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和核心判定要件。非法性依其严重程度而分为四个层次。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规制具备足以导致所得证据"不成立"、"不可采"或"可采性待定"之非法性的取证行为或所得证据。根据具体规制之非法性的层次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为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非法证据排除类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制之非法性在成分上体现出由实体非法性为主向程序非法性为主的移转趋势。     

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违法性无疑是法治国家刑法中的一个关键词。我国刑事违法性依附于社会危害性而存在,不具有实体内容和独立品格。刑事违法性评价由于没有和社会危害性评价形成层次鲜明的递进式结构,造成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功能缺失。引入法益概念,将刑事违法性界分为形式的刑事违法性和实质的刑事违法性,并将其作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是完善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当然选择。     

故意犯罪认定标准研究——以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比较论证为视角

对于刑法第十四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争论的焦点在于故意犯罪中"认识"的内容。并在此论战的基础上基本上形成了两大观点——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在我们现阶段法治还相当不健全的时代,应该以社会违法性认识为故意犯罪的主要判断标准,辅之以违法性认识。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罪量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刑法典中充斥着大量表征行为及结果程度的词语，学者称之为“罪量”。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必须以法条为依托，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体系需要为法典中每一元素在体系中的地位做出符合逻辑的安排与说明。引进德日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之后，为了让该理论更加契合于我国的刑法典，罪量在该体系中应重新定位于违法性阶层之中。其中一些罪量是犯罪成立的消极判断，可视为“违法阻却事由”，另一些则可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加以认识。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理论初探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违法指的是违反全体法秩序。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在通常情况下具有违法性。对于违法性的本质 ,存在着两种学说的对立 ;在进行违法性判断时 ,既要考虑结果无价值 ,也要考虑行为无价值。缺乏可罚的违法性应当是违法性阻却事由。     

试论中国法治语境下犯罪本质的理论选择——规范违反说之提倡

我国的犯罪本质理论研究应当在中国法治的语境中进行，并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对刑法学提出的突出问题。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在社会政治论域中对犯罪本质的认识，无法适应法治的要求；法益侵害说也不符合中国法治的实际；犯罪本质的规范违反说才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有关犯罪本质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