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失误中的领导责任问题

行政决策失误是行政管理过程中最大的失误。研究行政决策失误中的领导责任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判断行政决策失误的标准,并对行政决策失误过程中领导责任的具体含义和所包括的内容加以界定,最后提出了落实行政决策失误中的领导责任的措施,即要加强对行政决策的全面监督,建立事前的制衡机制和事后的责任追究机制。     

关于提高我国行政领导者素质的思考

行政领导者素质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行为的内在因素,是开展领导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着领导行为的成败,进而影响到群众或组织的利益.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行政领导者素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完善选拔机制;完善干部培训制度,推进行政领导者职业生涯建设;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行政领导者素质的具体对策.     

论法的行政解释

行政解释普遍存在于行政执法活动之中，行政执法过程必然涉及法律的适用性解释。从实践逻辑上讲，行政执法过程就是法律的解释过程，无解释即无行政。但相对于司法解释、立法解释而言，行政解释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度存在严重不足，导致其功能暗弱无彰。基于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升行政执法质效之需要，发挥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中的主渠道作用，有必要正视行政解释的内在价值和实践功能，并参仿司法解释制度，重塑行政解释机制和程序，形成解释权相对集中的行政解释制度。     

构建常态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处于初级阶段,近几年发展较快。但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未形成。形成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国要借行政问责风暴为契机,使行政问责制走向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     

论行政领导失败的原因及其对策

行政领导是领导的一种,它在整个行政活动和社会事务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行政领导决策机制、行政能力、行政领导者个人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行政领导没有发挥到应有的功效。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提高行政领导者的素质等途径,来充分发挥行政领导的作用。     

分类考核促规范 责任倒查抓落实

重庆市丰都县司法局在推动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中,从制度入手,通过完善司法所分类考核和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加强对司法所及工作人员的考核力度,努力夯实司法行政基层工作基础,使司法所工作步入制度化、阳光化、规范化的轨道。     

我国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问责法治化不等于问责制度化,问责制度化是问责法治化的一种表象。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行政机关协调民事案件的检视与除弊

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劳务纠纷、商品房买卖、房屋拆迁、房屋搬迁、企业破产纠纷案件过程中,行政机关经常会以各种借口主持协调民事案件,确定纠纷的审判方向。这种行政机关协调民事案件的现实存在动摇了独立审判基石、违背诉讼平等原则、打破诉讼三角构架、助长了司法工具主义。其解决之道是构筑行政区划与司法管辖适度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并建立起"法庭之友"制度,从而将行政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化、规范化。     

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的法理界说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日渐成为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制度选择。然而,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一个未取得共识的实践性概念。科学界定其内涵是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良善运作的逻辑基础,是行政审批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前提。从性质和特征看,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以负面清单为形式特征的许可管理;从价值理念看,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以私法自治为价值基础的许可管理;从方式看,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一种制度化、法治化的许可管理;从程序看,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有关行政审批的设定、实施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有效衔接的许可管理。     

对以责任为核心的官员问责制的反思

我国目前实施的以责任为核心的官员问责制,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制度建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就官员问责制的完善在行政伦理及制度化上对其进行反思,力求找到促进问责制完善的突破口,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生态环境及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设路径。     

行政裁量法律控制研究

对行政裁量法律控制机制进行研究,论证了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在分析我国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对完善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监督提供了参考思路。在论证行政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时重点放在行政程序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上,对行政程序控制行政裁量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参与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分析了司法机关对裁量的法律控制,提出了行政裁量权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行政裁量属于行政权的运用活动、司法机关可以审查的观点,说明了审查的范围只限于行政裁量的合法性,在认定滥用职权的主观方面时主张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结束语说明现代社会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是积极进行行政裁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要求,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裁量制度是以有效发挥行政裁量权的积极作用为目标。提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应当是解决行政裁量问题的最终途径,完善岗位责任制、发展责任控制模式是对行政裁量进行法律控制的最佳方案。     

试论民营化对中国行政法制之挑战——民营化浪潮下的行政法思考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势之下,民营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的选择。民营化的范围可以包括由民间主体参与履行行政任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所有方式在内。作为一种国家与私人之间在"执行责任"上的分担模式,民营化并不会导致国家的"保障责任"发生变化。从理论上而言,民营化的推进应当有其界限,但是具体的界限还有待于明确。民营化的推进对我国传统行政方式和行政目标、政府传统监管制度、政府行政能动性、现有权利救济途径等都构成了冲击。行政法应当如何回应这一挑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     

论行政垄断之反垄断法律责任

建立以反垄断执法机构为责任追究主体，以行政主体、受保护企业、直接责任人为责任承担主体，以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综合运用为责任形式的反垄断法律责任体系．是行政垄断规制的重要保障，具体行政垄断行为形成反垄断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竞合．应择处罚较重的前者适用；抽象行政行为面临反垄断法律责任与违宪责任竞舍，在我国应合并适用．     

公文碑与古代行政程序探析

中华法系"重实体、轻程序"的特色,几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古代公文碑所呈现的繁复行政过程及"程序化"特色,对这一共识形成挑战。历时长久、适用广泛、形式多样、存量可观的公文碑是研究中国古代行政权、行政程序、行政监管等法律制度的珍贵史料。碑石上的"行政授权""行政许可"以及"反向行政"等内容,揭示了中国古代行政权在制度建构、秩序维护和社会运行中的关键机制。对包括碑刻在内的传统史料的系统整理和重新发现,对于构建中国传统法律话语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论抽象行政行为越权

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是行政主体行政规则过程中的越权,是以行政机关为单一形态的越权,是以超越行政权为主要特征的越权。抽象行政行为越权表现为超越事态管辖权,超越程序性的权力,超越上位规则设定事项的权力,超越行政禁止设定权。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越权者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研究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政府之下政府行政系统的责任越来越突出,“责任政府”概念也成了政治学、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解释相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在责任政府这一现代理论的指导下,行政主体对公民、社会、国家承担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行政法治以及行政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之相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基本范畴就成了近年来各国行政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行政主体应具有推行宪法和法律,接受立法和司法监督,改善社会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使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接轨等宪法义务;具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利益和保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承担赔偿责任等行政法义务。     

监督行政法制的若干重要范畴研究

在监督行政法制中长期以来对行政责任、监督行政、行政救济等重要范畴争论较多、使用较乱,有碍于监督行政法制建设。为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概念的内涵、特征等问题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行政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本质体现。人民民主决定了社会主义行政是责任行政;公共性、民主性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伦理基础,建立责任政府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是向人民负责的公仆。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及其救济

抽象行政不作为主要存在于行政立法领域,是行政主体因怠于行使行政立法权而导致的违法行政行为,其存在必然会使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以督促行政主体履行作为的义务,进而填补法律的空白,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机关可以责令抽象行政不作为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责令其履行制定、修改或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义务,确认其抽象行政不作为违法,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赔偿等.     

回归与重构:服务行政在中国的源起

服务行政是与传统的干涉行政截然不同的行政类型,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对中国而言,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即以对公民和社会的全面负责为己任,但这种全面负责以牺牲个体的主体性为代价,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服务行政。因此,服务行政顺理成章地出现于从全能政府回归有限政府的改革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