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五四”观及其评论模式的形成

如何理解“五四”，如何理解不同历史时期“五四”近乎精神化的作用，是自从“五四”以来，就不断被持不同政治或文化观点的人所关注的焦点。而由此关注所形成的解释方式和话语体系，虽各具特色，但目的都在于为“五四”作意义界定，以满足意识形态或文化建构的需要。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较早对“五四”作出系统的价值评论与意义界定，且日后影响深远巨大的，则是毛泽东。毛泽东“五四”观的提出，不仅意味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五四”解释话语权力的把握，也预示了其革命话语式的基本原则支配“五四”评论与研究主流方向的开始。研究毛泽东…     

中共“五四”论述与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转向——以大革命失败到延安时期为中心

中共的"五四"论述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样态,这完全取决于中国革命政治格局的变化。经过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磨砺,中共意识形态建构已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初步结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共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转向文化建构就成为一种要求,而"五四"论述切合了这种要求。与中共革命历程几乎同步,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延安时期,中共"五四"论述对意识形态建构的作用,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转换过程。     

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经历三个阶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天津;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等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和帮助下,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天津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建党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传播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发展到崭新阶段。这一过程中,天津地区的进步团体,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天津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促进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夯实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实践历程、基本经验与发展指向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端与积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确立与巩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调适与发展、新时代的创新与完善四个阶段。在以上过程中,党积累了包括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坚持意识形态斗争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性相协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应从话语主体、话语主题、话语载体、话语表达四个维度继续探索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方法与路径。     

《塑造与被塑造》笔谈

<正>一、陈金龙:《五四阐释的历史回溯与意义追问》学术界对于五四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要突破和创新并非易事。相对而言,对于五四之后的五四阐释、五四话语、五四纪念,学术界的研究较为薄弱,留下了突破的空间。郭若平的新著《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维度切入,回溯了近百年五四阐释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五四阐释的意义功能,是     

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

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是指中国共产党人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五四运动的回忆、评价与反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的领导力量、动力、阶段划分及任务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建构了“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奋斗目标、各阶段历史任务及青年的奋斗方向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建构了“五四阐释”的建设话语。文章回溯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建构历程,对深化五四运动的研究,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路径选择

合法性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存在着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解释维度。执政合法性来源主要有意识形态合法性、领袖魅力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四种理想类型。中共执政合法性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和个人魅力为主”到“执政绩效为主”再到“法理合法性为主”的历史演变。当前,中共在意识形态、执政绩效和公平正义等方面都面临执政合法性挑战。当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民本绩效合法性、全面依法治国以及道德合法性建设等角度夯实执政合法性。     

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五重维度分析

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要在理论上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辩护与批判功能,建立意识形态辩护与批判之间的合理张力。在意识形态具体的建设过程中要创作优秀的意识形态文本来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话语,要构建更为合理的意识形态认同与批判机制,同时加强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维度建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相统一的基础上促进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获得更大的成功。     

论毛泽东对“五四”的解读

毛泽东基于他对五四运动的亲身体验,从服务于现实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并对五四运动形式主义的错误方法和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缺点进行了反省.毛泽东的"五四"观集中体现在对"五四"的激进革命话语解释系统中,其基本特征是以政治运动含括文化运动,以政治意义解释思想启蒙意义.他对"五四"解读的政治模式,对学术界以后数十年的"五四"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

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尽管在性质上不同,但进步社团却在事实上为中共早期组织输送了骨干力量。考其缘由,就在于“五四”进步社团在其运行过程中,对于成员的组织意识的培植、“主义”的选择、政党理念的诉求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而使进步社团能够成为连接“个人”与“政党”的“中介”。“五四”进步社团在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此需要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角度加以研究。     

“特色”与“特区”

今 年是 邓小 平 百 年 诞辰 ,又值 中 华 人民共 和 国建 国 55 周 年 。 从 报刊 、广 播、电视 、网 络 大 量 的 文 章 节 目 中 ,从 人 们 对 他的 真 切 怀 念 中 ,我 感 到 ,作 为 改 革 开 放 总设计 师 的邓 小平 同 志 ,似 乎 从 来就 没 有 离去,他其 实一 直 就在 我们 中 间。 25 年 的 改 革 开 放 ,使 “中 国 式 ”的 社会主 义 ,从横 向 看,既 不 同于 世 界 别 国;从纵向 看 ,也有 别 于自 己过 去 。 中 国特 色社 会 主 义 之所 以 成 功 ,我 以为得 力 于总 设计 师 邓 小 平 “做 模 型 ”、“建样板 间 ”的方 法 …     

说"诚"道"信"

"诚",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中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古代的思想家从天地生养万物的自然过程中,看到了天地真实无妄、自强不息的特征,就把这种特征称作"诚",并由此推出人的行为准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宋代理学大师程颐曾提出:"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自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曾国藩也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所有这些都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使命提出崇高的要求,并激发人们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     

“棉花刘”变成“抢手刘”

年轻时,他首创亩产皮棉超百斤纪录,是远近闻明的"棉花刘,离休后,他带领农民科技致富,使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村民们争着抢着让他去讲课搞培训,人们又开始叫他"抢手刘",他就是彰武县离休老干部刘承福.     

“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任务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也成为衡量我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根本标准.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从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同一历史性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判断标准,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两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三个代表"与"三个考验"

“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现实问题,对“三个考验”的挑战作出了适时而有力的回答。     

“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

“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我们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要着重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根本要求和历史地位等。为此，需要回答“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的关系。“两股进步潮流”与“两个先锋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开始，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     

“两个务必”与“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作为反映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的兴盛衰亡的一种历史现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重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牢     

“三山计划”与“南进政策”

~~“三山计划”与“南进政策”@李海涛 @张成林~~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