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相遇”——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考验

在致力于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之间,既有避免战争的需要和克制意愿,又存在着诸多重大利益分歧,因此,相互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战略相遇的局面,即有明显军事表征的、敌对性的、一次较量而非回合式较量的事件。这种新的互动形式将是转型期中美关系的一个特征。本文拟对中美出现战略相遇的原因和概率、战略相遇的形式和如何避免和管理战略相遇进行初步探讨。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及中美关系的走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中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管控能力下降,美国在军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加大对华竞争力度,以维持长久以来对华交往的优势地位,有时甚至不惜走向单边制裁的政策边缘。不过,中美相互依存加深、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默契,又使中美竞争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关系将迎来竞争性明显上升的战略磨合期。     

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耗损及其霸权焦虑的上升,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从当前的时代特征、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两国的国家行为来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逢其时。但同时认知差异、利益冲突与议题分歧,也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挑战。为此,双方需要加强战略沟通、调适各自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在具体合作事项上相互协调,共同推动这一新型关系模式的建立。     

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负面认知突出,认定"数字丝绸之路"在经济利益、技术发展、军事和情报安全、国际标准和规则、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其构成挑战,反映了美国战略界日益从"数字地缘政治"视角审视对华政策。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美国从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对中国企业打压、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协作等方面多管齐下,并通过推动"经济议题安全化"、挑弄意识形态分歧等方式压制中国的"数字影响力"。美国将东南亚视为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首要区域,不断细化充实"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相关机制和举措,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与日本等国协同推进对华竞争。尽管美国的制衡措施会对"数字丝绸之路"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受限于国内国际各方反对因素,美国难以实现其压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的目的。     

愿景的消失?——论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反映在几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战略愿景之中,从克林顿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初期的"战略再保证"。但在奥巴马中、后期美国并没有提出新的对华战略愿景的表述,除了美外交操作和行事风格层面的原因外,更多反映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未来美国重新提出对华战略愿景的可能性不大。从中国方面讲,应坚守"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努力把握中美战略关系的大方向。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点思考

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确定一个符合实际的目标,这个目标定高了、定低了都不行。目标一旦确定了,就要找到主要矛盾,只有抓准主要矛盾,才能纲举目张。在解决主要矛盾同时,要控制和防止干扰因素破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应当定位于“拥有战略互信的竞争关系”,主要矛盾就是创新中美经济合作机制,干扰因素就是亚太安全问题、中美政治摩擦。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俄罗斯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政府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所有重要政策宣示中,对俄罗斯都不置一词。美国学界则建议拉拢俄罗斯,双方建立起“太平洋伙伴关系”。在俄罗斯看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是在美国政治军事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亚洲安全体系。俄罗斯学者建议俄在中美之间平衡摇摆,适度参与亚太地区的竞争,为自己谋求有利地位和最大利益。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进行合作的希望较为渺茫。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关俄进行经济特别是能源合作存在一定前景。美俄结构性矛盾不消除,两国有限的合作只能昙花一现,两国的亲密也是貌合神离。     

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评析

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时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更明确的定位以实现两国关系再稳定。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是中美两国为此共同努力的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新定位下,未来中美关系应朝更高端合作、更深度互动和更持久信任三个方向发展,并共同应对访后综合症、传统难题反复发酵、宣示与行动脱节以及决策权日趋分散等多重挑战。     

奥巴马的“新政”及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奥巴马以倡导“新政”当选美国总统。美国长期奉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将会终结;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将会被多边主义取代。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在经贸、汇率、环境、知识产权以及人权等问题上给中国造成压力;多边主义外交将增加中美磋商与合作的机会。奥巴马“新政”下的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发展。     

全球疫情冲击背景下美国对华“脱钩”战略与应对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催化下,美国加速对华"脱钩"的趋势愈发明显。特朗普政府急于转移国内矛盾和施政压力,是美国加速对华"脱钩"的直接原因。美国加速对华"脱钩"表现为借助抗击疫情的"污名化"推动对华"信息战"升级、以维护国家安全名义加速对华投资"脱钩"、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加速对华科技"脱钩",以及酝酿和实施旨在推动中美金融"脱钩"的制裁措施。中国崛起与美国基于单极思维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的内在冲突,是美国急于通过"脱钩"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近期,美国对华施压策略出现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美国加速对华"脱钩"使得中国短期内在关键行业和领域可能陷入被动,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中国也将在人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面对美国的施压。中国需要在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做好充分应对美国竞争性对华政策的准备。现阶段,中国应以率先复工复产为前提、以持续自主创新为基础、以深化区域合作为依托、以推动互利共赢为手段。长远来看,中国只有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美国边缘化的风险。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在台海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对台湾主权不采取立场,对台湾的安全作出承诺和对台军售;奉行所谓的三不政策,要求中国放弃对台用武和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支持台湾的民主化;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看似模糊,但实质非常清晰,那就是不愿看到两岸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美国的这一政策将是长期的,我们今后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与这样的一中政策打交道。     

“超级第三者”:日本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

日本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超级第三者,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要高度重视日本变量。日本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存在防范与顾忌心理,将之更多解释为中美军事新型大国关系。日本的悲观派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危及日美同盟和日本对钓鱼岛的占领,但是乐观派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日美关系、日俄、日英关系。日本强调发展新的外交智慧,改善中日关系,呼吁中美关注日本第三方立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加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管理,建立三边对话机制,以实现中美日在亚太地区的良性平衡互动关系。在三边关系中,充分发挥日本超级第三者作用,让其成为中美两国沟通的桥梁。     

蒙古国“多支点”外交战略与大国关系

前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 ,地处中俄之间的蒙古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制定了均衡发展与中俄两大邻国关系。同时 ,发展与美日等西方大国关系以及立足亚太地区的“多支点”外交战略。目前 ,蒙古国与南北两个邻国建立了蒙中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和蒙俄睦邻传统伙伴关系 ,与美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与日本确立了综合性伙伴关系。蒙古积极发展与大国的均衡关系 ,其意义在于 ,保障国家的独立、安全和未来发展 ,扩大自身活动空间 ,提高其国际地位 ,而且利用与大国的均势平衡使其相互牵制 ,以便从中获取更多利益。     

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协调(C2)概念,这顺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导原则,是对中美G2构想的积极回应与修正。与中美G2等级式大国关系不同,中美C2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发展大国关系,培植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这有利于发展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经贸关系

随着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美国总统,其经济政策方案渐成体系,形成了一套对内新自由主义,即强调减少国家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削弱福利国家;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强调美国本土经济利益的“特朗普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迎合了美国中下阶层民众的心理,充分反映了美国所处的经济和外交困境.“特朗普经济学”的实施将为中美经贸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中国需充分研究特朗普采取的政策举措,精心准备相应预案.     

朝鲜半岛区域公共产品:超越朝核与“萨德”的综合考量

朝鲜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搅动了东北亚局势,美韩借此蓄谋部署"萨德",严重增加了区域紧张,导致了区域失衡。朝核与"萨德"根源在于朝鲜半岛区域公共产品的缺失,这一缺失主要源于朝鲜半岛政治经济结构的两大矛盾:"安美经中"的二元结构分裂与竞争;"南融北斥"的南北结构失衡。构建朝鲜半岛区域公共产品,概有三个努力方向:力推美朝与南北关系正常化,构建中美朝韩四国外长会晤机制、中美朝韩四国首脑峰会;力推朝鲜半岛无核化,签署和平协议,构建中美朝韩共同治理和平委员会;力推半岛南北平衡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促成中朝自贸区。进而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制约性整合平台,即中美朝韩四国共管的朝鲜半岛区域合作组织——"跨半岛联合体"。"跨半岛联合体"不仅面临区域公共产品构建的共有困境,同时面临东北亚秩序的特有困局,若要破解这些困境,中美需将"新型大国关系"机制化、推动双边同盟体系转型和构筑"共同外部威胁"意识,同时借鉴东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等模式,组建一套完备的"跨半岛联合体"体系,以共建、共享朝鲜半岛安全、和平与发展。     

中国与巴西关系中的“去工业化”议题评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去工业化”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一个重要政策议题,该议题的实质是国家对其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地位的长远忧虑.中国和巴西间的经贸关系也面临着该议题的困扰.鉴于工业部门在两国各自发展和崛起战略中的重要性,正确应对该议题关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中巴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是出于推动双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中巴在“去工业化”议题上的探索,也可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大国关系演变对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影响及其特征

大国竞争既不是当今时代的底色,也不是大国关系的全部。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虽有所加剧,但与过去不同,很难以纯粹竞争的形态展开。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全球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需求使得大国关系既存在竞争更需要互动与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大国关系对地区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可决定一个地区力量格局的基本架构,而地区国家因国内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政策变化也有可能会改变彼此间的关系组合,从而使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化。东北亚地区大国聚集、同盟关系交错,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在产业上的高度依存、朝韩关系的特殊性、韩国国内政治分化,再加上在该地区有广泛利益的美国不断强化与盟国日本、韩国的三边军事合作等因素都将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走向,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战略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