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问题再探讨

"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问题应当从广义的"飞车抢夺"和狭义的"飞车抢夺"两个层面展开。广义的"飞车抢夺"刑法定性应当注意行为性质转化以及事前、事中、事后的附加行为因素对"飞车抢夺("狭义的)刑法性质上的影响;狭义的"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应当考虑"飞车"对"抢夺"刑法性质的影响。     

幼儿园“虐童”事件探析

温岭虐童事件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潘多拉盒子,我们在谴责施虐者的同时,更应该对经年已久的幼教积弊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只有从思想上切实认识虐童行为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性,彻底革除根深蒂固的社会虐童文化传统,变革幼儿教育体制——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严格教育行政监管制度,切实提高幼教素质,建立健全虐童法律体系和社会支持系统,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力参与其中,形成全方位的儿童福利与权益保护体系,虐童问题才有望得以解决。     

“假球”问题及相关参与人员刑法定性

＂假球＂是指在职业足球比赛中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通过采取特定的手段对比赛进行操纵以达到预定的比赛结果。打＂假球＂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当前行业规范、部门法律却不足以有效地控制或消除,刑法有必要介入,这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且具有法律依据。相关参与人员的行为,可能构成商业贿赂犯罪、诈骗罪等。     

“虐童”事件的刑法处遇思考

愈演愈烈的虐童事件引发人们的持续关注,将此行为纳入刑事领域进行规制的呼声也十分强烈。然而我国现行刑法体系难以将诸多虐童行为合理评价和规制,因此,有观点提出增设虐童新罪以严厉惩治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笔者认为,此种观点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并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对虐童行为规制的应然路径应在于完善现有虐待罪条款的基础上,进而对虐待罪的具体完善路径和我国儿童福利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罗尔事件”中实行行为的刑法审视

藏区因特殊地理环境、特殊警情和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的需要,扁平化指挥体系建设势在必行。结合藏区实际情况,应通过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改革运行机制、加强信息化技术应用、建立高素质的指挥队伍等扎实可行、有效实用的措施,大力推进县级公安机关扁平化指挥体系建设,以实现警情的快速反应、迅速处置,真正实现警务指挥质效的提高,增强公安机关动态防控能力。     

关于婚内强奸的刑法定性

婚内强奸是近年来国内外刑法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刑法学者围绕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等问题展开广泛深刻的探讨.     

冒用他人“花呗”消费或套现行为之刑法定性研究

蚂蚁金服无发放信用卡之权限,花呗不能被视为一种虚拟信用卡。小贷公司虽然是金融机构,但是不宜将其认定为被害人,应排除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适用。对冒用他人花呗消费或者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应肯定服务商能够被骗,不宜将其认定为被害人,此类行为具有三角诈骗的特征,应以诈骗罪追究冒用者的刑事责任。     

“公款吃喝”的定性

“公款吃喝”具有违规性、社会危害性和权力的限制性特征。超过一定量度的“公款吃喝”应定为滥用职权罪     

网购恶意申请退款行为的刑法定性

第三方支付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犯罪手段的升级,典型的如网购中利用淘宝系统的规则恶意申请退款的行为。对于吴某网购恶意申请退款行为的刑法定性,理论上出现了四种观点:盗窃罪、侵占罪、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该案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涉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和购物系统智能化,导致对沉淀资金的权属和占有以及购物系统默认自动退款行为等问题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对此,应当正确厘清这些问题,从而将吴某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从刑法视角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在民事诉讼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法院,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从而实现其非法目的的行为。诉讼欺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     

侵犯网络账号的行为定性与刑法规制

侵犯网络账号的行为定性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反复。网络账号的定性固然重要,但不能让网络账号的法律属性承担过多的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仍然应当结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认定。刑法应从属于民法,虚拟财产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而被认定为无体物,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虚拟财产具有数据属性、物品类财产属性、网络账号类财产属性、信息属性,且彼此存在竞合。针对司法实践中"出信""洗信"行为应当具体分析而不能作"一刀切"。     

涉基因技术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定性为切入点

关于贺某某编辑婴儿事件的刑法定性问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等三种观点。非法行医罪的观点得到了司法机关的支持。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贺某某的涉案行为不宜以这三种犯罪论处。面对基因技术的使用已经引发、可能引发的刑事风险,需要对我国刑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完善,以弥补法律的空白。为了防止滥用基因技术所造成的危害,需要增设妨害基因管理秩序罪;为防止在人体上非法进行基因试验,需要增设非法进行人体试验罪。     

“吃空饷”的刑法思考

一些国家财政供养人员利用在编不在岗、留职不停薪、死亡不注销、调出不下编、虚报工资表、受刑仍领薪等手段吃空饷的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绝,甚至有蔓延的趋势。吃空饷的行为危害很大,影响也极坏,属于新型的贪腐形式,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之外,建议对吃空饷的行为运用刑罚手段进行惩治,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刑法的“进”与“退”——风险刑法观与刑法谦抑性之分析

刑法作为防卫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保持其谦抑性,不可贸然主动出击;摈弃传统的重刑主义刑罚观,构建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现代刑法理念在实务界以及理论界获得了普遍的共识。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所面临的风险呈现出多样性复杂化,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风险刑法的概念,即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应适当提前,而不是一味地谦抑、退缩;刑法之退进选择折射出学者们价值理念的不同,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人们法治理念的确立以及对于法治的信仰,在此之前,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应当被贯彻与实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刑法规制研究

刑法以无知之幕助力防控措施全面实施,赋予防控措施刚性与限度性,为防控措施实施提供必备环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需要依法进行,只有以罪刑法定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导向参照战时缓刑制度和责任溢价理念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时期的刑事政策,才能确保防控时期刑法适用罪责刑相适应,才能激励本不能再利用的抗疫资源继续为抗疫所用,才能避免刑法适用对抗疫力量的消耗。因此在具体罪名认定上既要遵从刑法自身特点又要注重特殊时期行为社会危害性变化,更需要关注特殊时期刑法适用的社会效果。     

我国刑法应增设“恐怖活动罪”——基于新疆“7·5”事件的思考

新疆7·5事件引发了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反思。我国刑法缺乏专门的反恐罪名,应将暴力破坏的犯罪类型从刑法分则各章节中分列出来,结合恐怖主义目的,合并设置为专门罪名恐怖活动罪,为反恐怖斗争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论我国刑法中的“次”

本文在简要概括了我国刑法中“次”的意义后,对“次”的概念界定和价值限定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次”是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侵害行为侵害能力范围内针对所有对象的单个侵害行为。“次”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在不同的场合还需进行价值限定。“多次”作为构罪标准时,以该行为达到应当受行政处罚的危害程度对“次”进行价值限定;“多次”作为加重情节时,以该行为应当受刑罚处罚对“次”进行价值限定。     

“口袋罪”的刑法定位重述

有必要理性重审对口袋罪的全面否定性评价标签.口袋罪绝非中国特色产物,立法者的能力瓶颈、立法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才是其根本缘起.口袋罪名是历史产物,也是现实需求,是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并可有序释放正向能量.有必要中立、客观并全面评判,显现其遵从法治的秉性与本真.应调和、消弭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重述刑法应当是事先法而非保障法(事后法)的定位,可以为口袋罪名的存续提供原初的正当性依据.在立法分解上,既要容忍必要的类罪型立法技术,也要通过适度的活性化提升立法的适宜性,以清理口袋罪的立法病灶.在司法控制上,还要处理好与民意的科学引导、不良司法惯性的消解、刑事政策的扩张性遏制等之间的多重关系.     

“网络打手”的刑法规制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绝大多数企业对网络营销的青睐,使得各种“网络公关公司”、“网络营销公司”开始风靡。伴随而来的涉及“网络打手”进行恶意攻击和诋毁商誉的案件也愈来愈多,对于“网络打手”通过网络实施诽谤、诋毁其他商家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目前尚处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打击半径之外,更处于刑法理论的真空地带,但是,此类案件的爆发态势,导致司法实践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因此,基于“网络打手”这一网络营销模式的社会危害性,     

北宋“试刑法”考略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期，统治者高度重视法制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基于此，宋代的法律考试颇为发达，尤以“试刑法”的影响为大。试刑法是一种从在任官员中选拔法官的法律考试，它集中体现了统治者注重法官选拔与法律素养提升的法制理想。试刑法兴起于北宋太宗朝、发达于神宗时期，北宋各朝多有诏文对其从参试者的条件、考试内容、合格标准及考试关防等方面予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