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民间:社会组织管理的“返本归真”——以深圳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与之相应的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也在各地逐渐兴起。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率先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在部分领域放开双重登记管制,采取措施促使社会组织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走出了一条社会组织"民间化"的改革道路。其大胆改革,为各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良好表率。     

备案制与我国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创新

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产生是伴随着单位制度解体、政府管理重心下移以及社区建设的产物。备案制是在中国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的登记管理制度门槛过高,阻滞了基层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背景下应运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困境,疏解了公民结社需求与现行制度空间狭小之间的张力,扩展了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实现真正突破的情况下,无疑是我国政社关系向建设型合作关系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社会组织发展的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在登记管理制度上取消双重管理体制,确立"备案注册、登记认可、公益认定"的三级准入和登记管理制度是备案制度发展的必然归宿。     

论“直接登记的四类社会组织”的类别界定

“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这四类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管理政策已在全国推行，但对其内涵和外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不利于当前社会组织管理理论研究的开展和直接登记政策的推行。通过对照国内外社会组织的基本分类体系中采用的主要依据，按照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现状来设置直接登记社会组织的分类原则，归纳关键特征来区分“直接登记的四类社会组织”的边界，是为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理论研究的补充，益于直接登记工作的推进。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构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具有明显优势和正当地位,在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和社会管理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探索构建"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的新社会管理模式。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政府与社会共治理念缺失、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定位不当、政策指导和法律保障不完善等。因此我们需要从借鉴国外社会组织运行的经验成果、普及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和改革监管模式三个方面,来构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新社会管理模式,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经历了从政府供给到福利多元主义的转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得以形成和发展。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逐渐转变为能促型角色,利用政府力量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从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转变为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与此同时,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了部分公共管理职能,政府逐渐从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社会组织通过去行政化改革,获得了更强的自治性和自主行动能力。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在共识和互信基础上的合作,将有效提高公众福祉,促进社会繁荣和进步。     

浅析延边民间社会组织存在的几点问题

延边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既存在着有利于其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也存在着不利的制度性因素或者说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包括: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上的双重许可制度,民间组织监管上的双重负责体制,年度检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规定。     

法团主义视角下“枢纽型”社会组织解析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北京等地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出现的新事物,它在组织的建立、结构、运作等方面都体现出较明显的法团主义特征。在法团主义路径下,"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将成为破解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挖掘其社会管理和服务潜能,进而促成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重要探索。"枢纽型"社会组织也需要解决好垄断、行政化等问题,提高自身能力和公信力,真正扮演好以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组织的角色。     

剥离还是吸纳: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变

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宏观层面,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是一个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的变化过程;在中观层面,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从"科层管理体制"到"双重管理体制"再到"分类控制体系";在具体运作的微观层面,双方的关系是一个从"事业单位"到"挂靠单位"再到"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过程。其间,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缓慢剥离,整个变化过程的动力来源于治理主体的变化和治理技术的创新,背后的机制则是分散治理风险和降低治理成本。     

社会组织注册体制改革的困境与着力点

社会组织注册的目的是为其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法律身份。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注册虽然有宪法和具体法律法规依据,但仍面临一定的困境,这主要在于准入门槛高和双重管理体制两方面。推进社会组织注册体制改革,关键在于改革目前的双重管理体制。     

由查获两名双重合法身份被监管人员引发的思考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以来,户籍管理在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员流动频繁,给户籍管理增加了难度.双重合法身份的出现更是为违法犯罪分子逃避打击提供了便利,干扰了社会防控体系的建设,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通过对监管场所查获的两名双重合法身份被监管人员情况的剖析,提出了相应的工作建议.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的问题与对策——以深圳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例

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中存在法治赤字现象严重、购买缺乏界定、承担公共服务社会组织资质规范空白、合同监管制度不健全、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与立法冲突六大问题。建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体系、明确禁止性购买、确定性购买和裁量性购买范围标准、建立多元、公正、科学的评估体系、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完善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的必由之路。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的协同必将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协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偏离与防范

近年来,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渐次铺开,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挑战也引发了各方思考。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当前,我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存在目标偏离现象,这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创建方式、发展阶段和多重目标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无关联,亟待防范和矫治。     

“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偏离与防范

近年来,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渐次铺开,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挑战也引发了各方思考。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当前,我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存在目标偏离现象,这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创建方式、发展阶段和多重目标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无关联,亟待防范和矫治。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培育——基于“上城模式”的观察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和社会单元,同时也是城市管理体制中最基层、最基本的组织单位。现代化进程表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它们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是当前我国转型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新趋势,也是形成社会协同共治格局的新要求。上城区政府、社区、社会在协同治理中互利共强,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走出了符合时代特征、彰显本土特点的"上城模式",为社会管理创新补给了养分,引发出社会协同治理更深层次的观察和解析。     

“放管服”背景下广东特殊药品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探索、挑战与思考

特殊药品"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对其监管必须达到"用得上,管得住"的双重目标。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近年来,广东省特殊药品监管部门以简政放权、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为导向对特殊药品行政许可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积累了诸多经验。但也面临着监管精细化程度不高、监管队伍有待加强、信息化建设亟需提升、相关法律法规缺位、缺乏制度化的协调工作机制等问题。进一步深化广东省特殊药品行政许可改革需要从监管精细化、强化队伍建设、构建"互联网+行政许可"、加强监管法治化、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面继续努力。     

“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思考——以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为例

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枢纽型社会组织以调查研究、指导咨询、交流合作、反映诉求等为主要功能,在政治引领、培育社会组织和领军人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资源共享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静安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具有时代特征、富有静安特点、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     

对推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思考——以西安为例

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协同力量。西安市社会组织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总量偏少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对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仍有偏差、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不足、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没有完全理清、政策法规不够完善、管理上重登记轻监管等问题。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中,围绕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目标,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完善法律法规、健全体制机制、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好协同作用。     

论社会组织多维性规范管理体系的构建

鉴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传统监管理念容易导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窠臼,本文不仅提出了监管的新理念和监管的最小限度原则,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多维性规范管理体系",即多个相关方协同规范管理,包括:章程约束、法人自治、信息披露、社会监督(新媒体,支持者和相对人的监督)、部门协同、奖惩激励(评估奖励和惩治退出),即让章程成为社会组织的"宪法"、提升社会组织法人自治有效性、建立组织信用代码和信用信息平台、支持与发展社会组织自律联盟、开发社会参与的非正式问责机制、完善政府协同监管的正式问责,从而由政府的"单极"行动变为多元参与,进而带来较之传统政府监管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而且对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也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