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当代解读及其思考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文明最发达时代,科技发展迅速,科技异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愈演愈烈。作为当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以积极的态度突破传统的批判思维,凸显文化的当代特征,从高雅到低俗、乌托邦到单向度、精神层面到物质享受三个方面对后现代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伊格尔顿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继承和发展,对我国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当代解读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科技发展迅速,科技异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愈烈。作为当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以积极的态度突破传统的批判思维,凸显文化的当代特征,从高雅到低俗、乌托邦到单向度、精神层面到物质享受三个方面对后现代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伊格尔顿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继承和发展,对我国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牟宗三“内在超越”思想及其困境探析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儒学就开始面临深刻的理论危机和实践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新儒家的几代学人都对儒学的现代化进行了探索。上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缺乏宗教性关怀的偏见以及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所带来的问题突出地摆在新儒学学人面前,为此,新儒家创造性地提出了"内在超越"的理论。本文将以第二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为例,对新儒学"内在超越"思想及其困境进行探析。     

城市化:西部大开发的必由之路

城市是经济的载体,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舞台,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和持续发展的推动极。美国学者戈特曼1961年根据美国东海岸城市发展状况指出,从新罕布什尔到北卡罗来纳出现的农村与城市共生、土地得到综合利用的城市化都市区会在世界许多地区重复出现。加拿大学者麦吉通过对东南亚城市化发展的研究,1991年提出了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这些理论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城市     

中华文化是现代发展的人本根基

现代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成长和完善。假设只追求器物形态的发展和拥有,繁华的都市里行走的尽是丧失精神家园的"游魂",那么,这样的发展再光鲜也是没有意义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现代发展和人的精神成长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正在重新找回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温情、敬意和自信。中华文化的前景是灿烂的,两岸人民的福祉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     

先秦至两汉儒家人性论思想的演变--从孔子到王充

先秦两汉时期是儒学的发轫期,这一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对人性论核心问题的回答奠定了整个儒学人性思想发展的基调.虽然他们的思想从出发点到结论均有所不同,但都贯彻了改良和完善人性这一儒学的基本宗旨,都注重对道德理性的发掘和弘扬.各家学说互有所长,各有精辟之处,它们的相异性和继承性值得我们研究、发掘和借鉴,以便为新人性论的提出创造条件.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当今国际局势发展的三个趋势是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关系;全球化、地区集团化和边缘化以及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应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克服弱国心态,重点是分清爱国和误国的界限。     

儒学发展形态简论

儒学以其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从其出现之日起,就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与时俱进。从创始人孔子开始,历代大儒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更新,相继出现了先秦原始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四个显著的发展阶段,分别体现了人文化、神学化、哲学化、现代化的特征,以极强的创造力和适应性,延续了儒学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生生之道。     

试论广义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拓展

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代新儒学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人们通常习惯于把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德性儒学当作现代新儒学,其实那只是狭义的.应该把它的研究框架加以拓展,从而形成广义现代新儒学,即以梁漱溟新孔学为总论,分为四个板块:德性儒学、政治儒学、心灵儒学、实学.在这个"一总四分"的新框架中,后三者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     

新时代增强台湾青年中华文化认同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两岸发展的未来。海峡两岸同宗同源、同门同种,两岸青年共同享有中华文化。中国走进新时代,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心灵契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台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当前及今后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当前,研究台湾青年中华文化认同的变化历程和现状、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两岸关系未来发展方向和促进祖国统一的必由之路。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后现代性解读述析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是在理论本身不断地反思、批判和不断超越中走向成熟的。在对时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批判中,以美国学者丹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后现代理论、组织对话理论等既是新公共服务的理论源泉,也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关于中华文化的若干思考

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定义为: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创新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国学、儒学、易学、孔子热是中华文化复兴的火花。     

儒家文化产业化问题研究

文化产业化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潮流,特别是近年来韩国利用儒家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创造了"韩流"奇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然而,在目前的儒学研究领域里,大多数学者主要致力于对儒家文化的学术化研究,最多开展一些儒家文化的"普及化"工作,而儒家文化的"产业化"问题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应该说。在新的形势和视野中,认真思考儒家文化"产业化"这一新的文化现象,强化儒家文化的产业化开发与利用,让儒家文化这一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得以延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策略

推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必须同时加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和制定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战略,进而构建和完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刻不容缓。借鉴他国成功经验,推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必须从强化中华文化传播内核、推动优秀文化产品输出、搭建传承古今文化桥梁、加强对多种传播工具的运用、造就一大批自觉自信的文化使者等五个方面入手。     

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流变

中华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殷周时期是中华文化的萌发期,这一时期的文化以图腾崇拜、天神崇拜为重要内容,西周时期出现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奠基期,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自秦汉至清朝中叶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取得了灿烂的成果,同时呈现出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的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华文化的转型期,“开眼看世界”成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新旧文化发生激烈碰撞, 但中华文化转型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产方式逻辑

农业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绵延和发展。近代西方国家的侵略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华文化落后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潮流。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亟待科学理论的支撑和引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由浅入深，中国共产党由此探索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道路。进入新时代，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由此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影响深远。     

儒学的主题转换与学理更新——从王安石说起

宋代新儒学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主题转换和学理更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王安石立足儒学,融合儒道,创立了形上的道德论、人生性命论及修养论,在整体上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发展。王安石所建构的学术不仅有其自身的理论特色,而且密切关注现实,具有实践功能,并多方面触及理学的主题。     

刘述先对儒学的认识与探索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杰出代表，刘述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极其精湛、深邃的研究。他对儒家传统的历史回顾、对当代儒学的宏观审视、对儒学宗教意蕴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揭橥了儒学的内在特质，深化了人们对儒学的理性认知。刘述先之论，对我们当前考量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吴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