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观、犯罪观对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兼论犯罪心理学与刑事科学体系的一致性

为了促进刑事法各学科得以整合，不少学者提出了“刑事一体化”的构想，主张以刑法学为核心，结合刑法的研究和刑法之外对刑法的相关研究，形成对刑事学科立体统一的思维模式。而犯罪心理学作为一门二元交叉型学科，不仅受到心理学基本观点的影响，也受到刑法观和犯罪观的影响。不同的刑法观和不同的犯罪观会引导犯罪心理学研究者使用不同的价值尺度、评价标准来确定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方法论、原因理论及结果应用等，导致学者之间的观点迥异，理论与实践出现一定的脱节。因此，如果将刑法观和犯罪观对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作一个系统的梳理，会为我们解决理论上的诸多争端寻找有效的途径，也会为促进刑事一体化提供有力的证据。     

论改造罪犯的犯罪观

罪犯的犯罪观是支配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将扭转罪犯的犯罪观作为改造的主要内容。在改造犯罪观上，应认真把握好“揭示”与“改造”两个环节。“揭示”的原则要求是：思想方法力求科学，在方法上力求综合，搜集材料务求全面，要抓好揭示的有利时期。“改造”的要点是：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破立结合”的原则；在教育内容上，要贴近罪犯的思想实际；在改造重点上，要注重提高罪犯的认知水平，对改造效果要进行反复测评，注意巩固罪犯已经形成的良好习惯。     

犯罪本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以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为中心

刑法是规范性、功能性和文化性的统一体。虽然社会危害性说与法益侵害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刑法的功能性要求,但社会危害性说完全消解了刑法的规范性,而法益侵害说则忽视了刑法的文化性。因而,这两种学说在刑法规范意识较为缺乏且具有丰富的习惯法社会实践的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中均陷入了困境。与此不同,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相结合的规范违反说能同时兼顾刑法的规范性、功能性和文化性之要求,有利于刑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因而在我国民族地区刑事法治建设中应当予以提倡,并应通过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来加以贯彻。     

当代中国犯罪观的转变

犯罪观的发展经历了由一元化向多元化推进的过程。当代中国的犯罪观呈现多元化状况。这种多元化不仅指在宏观上多种犯罪观并存,而且指在微观上多种犯罪观也可能并存于同一个社会主体。多元化的犯罪观并存对犯罪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形成了多角度的认识。当代中国犯罪观转变的基本脉络表现为:由绝对主义犯罪观向价值中立犯罪观转变、由科学主义犯罪观向人本主义犯罪观转变、由保守主义犯罪观向自由主义犯罪观转变、由结构主义犯罪观向过程主义犯罪观转变、由国家控制的犯罪观向社会控制的犯罪观转变。     

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犯罪观及其规范刑法学展开

人工智能犯罪的实质内涵是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犯罪,其保护法益是作为公共安全的人工智能"算法安全"。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犯罪的规范刑法学研究应当采取贯通当下视角和将来视角的第三种视角,努力实现"算法安全犯罪"规范一体的立法论建构和解释论建构的融合,将人工智能犯罪的保护法益类型化、犯罪行为类型化、归责类型化研究作为重要学术使命,推动人工智能犯罪领域的刑法立法完善和规范刑法学理论创新。     

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

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的争论主要在实质的犯罪概念和实质违法性领域。在实质犯罪概念领域内的争论主要是为了解释现行刑法和指导刑事立法;在实质违法性领域内争论的功能是为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正当化提供解释依据。按照中国刑法理论体系,讨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只能在实质的犯罪概念领域中进行。     

新旧刑事学派犯罪观之比较

刑事旧派与刑事新派在刑法理论问题上存在诸多差异。本文截取一个侧面,分别介绍了旧派与新派的代表人物在犯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对新旧两派的犯罪观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并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

在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中,规范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犯罪客体要件相当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中的违法性。犯罪客体要件不但具有规范评价机能,而且具有出罪机能。任何不要犯罪客体要件或者将犯罪客体要件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合并的犯罪构成理论,都将有严重的缺陷。     

形式主义“形式观”对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研究

形式主义文论认为形式高于内容,形式才是使文学区别于其他类型题材的根本特性。本文在廓清传统文学内容/形式观的基础上,论述了形式主义形式观对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意义。形式主义者对形式的重视是对重内容轻形式传统的反拨与批判,形式主义者对形式本体地位的确立颠覆了传统翻译的形意(神)观,其重形式轻内容的主张在翻译实践中符合翻译的差异性伦理要求。     

犯罪构成理论与犯罪事实认定关系考察

犯罪认定是一个动态的价值判断过程,司法三段论是这一判断过程的逻辑体现,在寻找大前提、确定小前提以及大小前提涵摄判断的过程中,犯罪构成理论并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因为犯罪的认定与犯罪构成理论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采取何种犯罪论体系也不会影响犯罪认定的结果。犯罪构成理论只是针对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进行理论解读和体系建构的结果,作为解释结论它被解释对象和解释主体的前见所决定,在解释对象即刑法规定不变的前提下,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只是不同解释主体从不同逻辑前提出发所作的不同解释选择。     

论我国双层模式犯罪构成理论的建构

基于对中外犯罪构成理论的考究与分析,揭示并遵循犯罪构成理论的必要规则,正视中国大陆刑法的实然规定与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现实,应当建构我国双层模式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成立必须具备本体构成符合与严重危害充足二个阶层要件;本体构成符合为第一层次,描述犯罪的基本轮廓,严重危害充足为第二层次,限定犯罪的实质底线。犯罪成立是本体构成与严重危害两者缩限评价的结论。     

罪数形态研究述评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我国关于罪数形态的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目前,罪数形态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程度相当高的一个研究领域。总体来看,在罪数判断标准和一罪类型体系这两个问题上,理论界已经基本形成通说观点,当然也还存在不同声音;与之相比,关于具体罪数形态的概念内涵、处罚原则、存废取舍等诸多问题,则存在更多争议,个别问题的研究显得较为混乱。     

对危险驾驶罪罪名的一点质疑———兼论罪名确定的原则

刑法修正案（八）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后，最高司法机关将两种行为的罪名规定为危险驾驶罪。罪名和罪状之间出现“头大身子小”的名不副实现象。罪名和罪状之间应当具有内涵和外延上的匹配性，否则将难以实现罪名的检索功能和预防功能。基于此，在罪名确定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两大原则：准确性和简洁性。     

犯罪理论研究的理性思考与严肃态度

犯罪理论的研究目前非常活跃，但是犯罪理论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寻找发现研究犯罪规律是犯罪理论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对此犯罪研究要防止过度的娱乐化、简单化、片面化，唯此才能揭示犯罪规律，建立犯罪理论体系，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为社会治安的长治久安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     

犯罪加重构成基本问题研究

犯罪加重构成 (加重犯 )是一种复杂但在刑法中又比较常见的犯罪形态 ,它是一种在基本构成基础之上又具备了加重要件 (加重因素 )的相对独立的犯罪构成形态。犯罪加重构成与故意犯罪形态的关系是复杂的 ;从学理上说 ,加重构成存在未完成形态的可能性 ;犯罪加重构成的罪数形态也是十分复杂的 ,需要仔细研究。     

政治对刑法犯罪理论体系的影响和制约

通过对德国从纳粹时期开始至今的犯罪理论体系的发展变化的历史的分析,阐明了政治对于犯罪理论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并以日本、前苏联和中国的事例论证了善政、恶政存在,对法律和法律理论都起着支配和控制作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罪刑均衡蕴意探究

罪刑均衡形式上的抽象框架是 :罪与刑的质的相称与量的相称的有机统一。其中 ,罪是指以已然之罪为主、未然之罪为辅的罪的统一体 ;刑是指以报应之刑为基础、预防之刑为引伸的刑的统一体。罪刑均衡抽象框架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 ,有着一定的体现。     

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

主张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不属于类推解释);但是,只有当某种利益内容属于财产权,具有管理可能性与转移可能性,客观上具有经济价值,被害人丧失该利益必然同时导致财产损害时,该利益才能成为诈骗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至于债权凭证、财物的返还请求权、货款请求权、财物的交付"请求权"、债务的延缓履行是否刑法上的财产性利益,则需要具体分析。     

贿赂犯罪预防论纲

贿赂犯罪的特征决定其具有可防性,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资源,就可以构建起相应的预防体系.贿赂犯罪预防要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管理、从初级形式到系统全面、从部门预防向杜会预防的转变,同时,要坚持制度创新,取得预防的综合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