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检警关系下自行补充侦查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以S省X县检察工作为例

自行补充侦查兼具提升诉讼效率和法律监督质效的双重价值。在新型检警关系背景下,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的运行反应出办案人员积极性不高、能力不足、技术条件不完备等问题。检察机关要紧扣协作与监督的主题,立足“侦诉大控方”格局,从提升自行补充侦查意识、优化资源配备、打通技术数据壁垒、突出联动侦查等方面入手,着力清除自行补充侦查制度运行中的障碍,以真正实现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的价值。     

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研究——以程序流转为视角

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现实中运用十分普遍。其适用效果关乎司法资源使用和刑事程序流转的效率。但其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的情况并不十分吻合。从公开发表的调研数据和实地访谈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看，退回补充侦查剞度有其合理性，但实践中被异化的情形也大量存在。异化的原因超越了制度本身，案件的分流环节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

补充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在原侦查的基础上进行侦查的补充性制度.自行补充侦查权造成对补充侦查活动监督的法律空白；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向补充侦查制度借时间起期办案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补充侦查程序中缺乏权利救济,所以应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论审查起诉中的补充侦查

补充侦查体现了诉讼程序往复的可能性,如果处理不当将破坏诉讼的终局性和程序的公正性。从对新刑事诉讼法对补充侦查制度改革的法条解读看,在部分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要进行补充侦查;在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时,应及时中止包括补充侦查在内的诉讼程序。对由补充侦查制度凸显出的侦控关系,有必要适当提升公诉机关的地位,加强公诉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     

退回补充侦查相关问题的探讨

退回补充侦查是检察机关审查案件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退回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查明事实真相 ,完善证据。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完善 ,不仅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而且更需要公、检机关的密切配合     

程序倒流视角下的退回补充侦查问题实证研究

公诉环节程序倒流是由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发动的对案件实体或程序上的补救程序,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和功能。我国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作为公诉环节程序倒流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既有实体补救功能,又有程序救济功能。我国公诉环节实体补救型退回补充侦查比例过高,而程序补救型退回补充侦查比例偏低,既不利于被追诉者的人权保障,又不利于公诉程序的正当化、合理化构建。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公诉环节退回补充侦查问题的成因,并完善实体补救型退回补充侦查相关规定,降低过高的实体补救型程序倒流率,减少对羁押的扩张适用,同时构建科学的程序补救型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督,保障人权,维护程序法尊严。     

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以功能为视角的实证观察

在审查起诉阶段设立退回补充侦查制度是为了查明案件真实，实现案件从事实到证据的法律转化。但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中所体现的功能并不十分吻合。退回补充侦查制度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在操作中其功能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异化。异化的原因已经超越了制度本身，在案件的分流环节才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此有针对的借鉴外国刑事诉讼领域的相关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起诉犹豫制度。     

对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再认识

目前的退回补充侦查总体形势不容乐观 ,存在的问题有 :补查质量差 ,影响正常诉讼 ;退补率居高不下 ,拖延了诉讼周期 ,降低了诉讼效率 ,造成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为此应树立新的执法理念 ,加强对退回补充侦查工作的再认识 ,建立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体系 ,提高退补工作质量和效率     

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为切入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引起审判活动中断、诉讼程序倒流等法律后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备受疑义。立足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的规范语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分析、研判不应继续囿于以往刑事立法的框定内容，不能以此前规范可能形成的不利后果作为制度诟病的必然论据，而是应当通过更为多元、适恰的论理方法，将此一议题的分析、阐释置于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语境之中，用以有针对性地回应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项下的诸多疑义，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此一议题之下以完善制度本体与优化配套机制为导向，以明晰同意补充侦查申请的条件标准、依据刑事诉讼客体同一性理论限缩补充侦查之缺失证据范 围、恢复庭前实质性审查，以及强化对于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具体内容的渐 进式改革径路。     

审级视野下庭审补充侦查制度的反思

学界通常认为庭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是侦查中心主义的典型特征,应当直接予以废除。庭审阶段补侦的运行必须要考虑该制度运行的现实环境,允许庭审补侦在一审中开启程序倒流,而在上诉审中予以限定。案件一旦上诉到二审,检察机关必须以同被追诉人一样的平等主体身份申请证据调查。在侦查期间、司法考核制度、侦查主体地位未能明确限定前,刑事审查起诉制度和刑事庭前会议未能发挥实质功效前,刑事一审阶段的补充侦查制度存在客观合理性。从长远来看废除庭审补充侦查制度是应有之义,但目前一审保留能够满足刑事司法当下真相发现与人权保障的需要,价值妥协符合控辩失衡的现状与渐进式改革的理念。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面临的问题及配套措施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制度建立和适用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在欣喜于找到一项促进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新举措的同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应当尽可能地预见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     

社区矫正推行中的困境与探索——以四川省C市为实证观察

现有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社区矫正执法的专业化、规范化与深入化要求,司法所承担日常监管工作的力量与能力有限,审前调查评估的科学性不足,信息化管理实效性欠佳。要突破困境,就需遵循由规范到深入的发展路径,理顺管理体制,加强社区矫正机构与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高审前调查评估的科学性与操作性,将信息化管理与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实现智能化的流程管理,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内容与方式方法的专业化、精细化发展。     

我国刑侦体制改革得与失

1996年公安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了全国刑侦体制改革会议,会议确定了刑侦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要求在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建立覆盖社会面的责任区刑警队。此次刑侦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刑事侦查工作影响较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不足。     

国际制度缘何重要——三大流派比较研究

国际制度缘何重要?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背后有一只“权力之手”在起作用,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服务作用上;自由主义从理性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有力地论证了国际制度重要性的问题。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取得了里程碑性的成就,后经过莉沙·马丁等学者的补充完善,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四种基本博弈模型为分析框架,以理性主义为基底的功能主义国际制度需求理论,初步回答了国际制度重要性的问题。“国际制度理性设计”、“制度治理”等开始成为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纲领。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必须有规范基础,国际制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促进行为体利益实现的功能上,还体现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上。通过对三大流派关于国际制度重要性的比较研究,本文认为,三大流派在“理论范式”的层面上会继续争鸣,在“具体研究纲领”的层面上会不断融合。     

新制度主义政治理论的问题、出路与前景

新制度主义理论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但在基本概念、方法论、适用范围、制度变迁等方面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与批评。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新制度主义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增强了其理论说服力，但这并没有解决批评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还带了不少新问题。不过总体而言，新制度主义仍是一种具有较好前景的政治学理论。     

侦查讯问课程改革坚持的几项原则

为顺应形势,落实部署,中国刑警学院刑侦系侦查讯问课程组进行了课程改革的探索和尝试。实践表明,要想提高侦查讯问课程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必须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训操作并重、突出课程特色与亮点、针对实践中的问题、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方法等原则。     

山西涉矿生态难民成因及制度保障

解决山西涉矿生态难民问题，需要加强生态难民权益保护的法制建设，从法律制度上为妥善解决生态难民问题提供保障，生态环境资源共享和生态环境成本评估，应该成为山西解决涉矿生态难民问题制度规范的指导性原则。     

特种行业、娱乐场所治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以北京市、哈尔滨市、烟台市为案例研究

加强特种行业、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工作的措施有完善法制建设,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制定明确统一的行政审批项目删减标准;建立健全登记备案制;加快信息网络化建设;加强与工商、文化、经贸等部门的协调沟通;加强队伍建设,在人、财、物方面向一线倾斜;以法规形式明确行业场所的安全资质条件.     

试析我国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

当前农民工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其社会救助问题也日益凸现，正视问题的存在并积极探求化解之道势在必行。体制上的制约，观念上的漠视，立法上的滞后阻碍着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应该以农民工基本生活救助保障为基础，以专项救助为辅助，以社会互助为补充，在保障农民工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着力为其提供长远发展救助。     

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

如何在限制人权和保障人权的相对紧张关系中寻求平衡,是紧急状态下解决人权保障问题的关键。首先要明确紧急状态的概念、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必要性等理、论问题,才能针对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