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下的农村权力结构及其功能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是重新构筑农村社区内的权力结构,使之由一元国家农村基层政权转变为一元村民自治权,并承担相应的功能,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再度整合。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向一元行政权力回归或向二元权利结构变异的倾向．实践偏离了制度规定的轨道。为此应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民众这三者的关系,变“行政支配主导型”的体制为市场导向的民主的合法体制。     

论在新农村建设中探索完善村民自治之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管理民主则主要取决于村民自治的完善程度。当前村民自治存在许多新的问题,制约了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完善与发展村民自治,要尽快界定清晰农村集体资产,建立健全保障农村集体财产安全的制度;改革农村“两委”设置,明确农村“两委”职能,建立起有效运转的监督体系;健全村民自治的各项制度,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村民自治与成都农村新世纪发展——成都农村地方治理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认为,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对于促进成都农村新世纪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应把村民自治作为理顺农村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类矛盾的重要措施纳入议事日程;同时应注意摆正乡政村治关系,注重农村发展环境构建,以制度创新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     

当前广东农村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探讨

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民主决策不到位、村干部缺乏治理乡村的积极性以及制度运作存在薄弱环节,是当前广东农村村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可操作性欠缺、选举程序不够规范以及农村关系行政化抑制了村民自治的空间。建议加强对村民自治工作的领导,完善村民自治法规,规范和简化选举程序。     

浅谈中国村民委员会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与原因

文章旨在探讨在现行的规范村民委员会制度的两项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范下的农村村民委员会制度,在农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原因,试图从现今管理农村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与中国传统人文方面,即,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探讨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改革的深入，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角的传统供给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创新现实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才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对当前村民自治改革中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政策性建议。这对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模式的探索

新农村建设中应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与规则,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与模式,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应当在充分认识村民自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系的基础上,准确领会村民自治的完整内涵,并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的具体情况对村民自治制度加以完善。福建省部分地区正在实行的“户代会”制度,不失为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模式的一种有益探索。     

村民自治：处理好三重关系是关键

村民自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从法律和国家政策层面普及到农村政治生活中,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是一种尚在成长中的新制度,要使农村接收和消化这一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将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转换为现实,还需要面临许多实际的问题。本文认为,促进村民自治的发育成熟,处理好村两委、乡村及村委和村民关系是关键。     

刍议农村宗族势力影响村民自治的特点及对策

中国农村宗族势力及影响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同时在管控宗族势力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前,宗族势力影响村民自治仍然存在,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治理基本方式,核心是村委会选举和村委会履行职能。消除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负面影响,必须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入手,固牢根本,综合施策。     

完善村级治理机制 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成都市今年为破解"三农"难题、统筹城乡发展所作的重要探索。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对农村的管理方式和治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作为农村治理基本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着某些制约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的突出问题,亟需破解。本文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对如何健全和完善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税费改革后新农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税费改革以后,我国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难、基层组织权力弱化、乡村债务无法化解等,它们构成了新农村建设在启动之初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在上述困境下,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出路是重构农村政策体系及其价值,强化基层组织的权力,重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     

新农村建设内生力量的机制分析

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动农民。通过外部资源的激发和带动,促成村庄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组织的建立,探索全面进行乡村建设的内源性机制,是新农村建设必然的路径选择。乡村能人是重构新农村建设的内生力量,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试论我国农村社区正式组织的角色功能——一个社会学的个案研究

从农村基层社区正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模式实地调查来看,农村社区组织对社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承担着一种综合的、非专门化的角色功能;农村社区组织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社区成员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制度行动与非制度行动相结合和"综合目标导向之下"的博弈均衡策略.同时,由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区的退却,改变了社区组织角色的功能定位与扮演的原有模式,虽然增强了基层社区自治与自主的权利,却也带来了资源分散、社区动员困难、失控或脱节的不利影响.     

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范式转换——基于赣州、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发展理事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基于江西赣州和湖北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分析,本文发现理事会在改造并利用农村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创新了基层民主实践机制,以多元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代表性难题、决策机制难题,以及农民的参与程度问题,构建了一个治理“钉子户”的高效机制。理事会在实践中重构了农民“公”“私”认同的序列谱,具备了“国家授权的合法性与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既利用了传统的宗族资源,又避免了介入地方“公务”时的不合法困境,推进了两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建设。鉴于农村宗族的基础性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本文认为当前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从革命范式向改良范式的转变,逐步探索建立一种受保护的社会自治权的协商式增长机制,使农村宗族最终成为一种有益于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建设性力量。     

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权力改造

在近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权力改造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以农会为组织基础,通过阶级划分和苏维埃选举等形式,不仅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彻底改造,而且也是亘古未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然而,传统社会的思维惯性以及革命斗争的艰巨与复杂,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障碍,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初条件下的一些局限。     

国家建构视角下的妇女解放——妇联的视角

建国后,妇联为了将乡村妇女组织到政治共同体中,必须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妇联首先选择以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突破口,重塑妇女的思想观念,将符合党和国家意志的妇女观、婚姻观、家庭观渗透到乡村社会.这样就打破了传统家族共同体的局限性,重构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网络和关系.党和国家在保障妇女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妇女群体的控制能力.通过解放妇女,党和国家最终将其意志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实现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     

城镇非正规就业女性福利权益保护的赋权性社会支持实践模式探析

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福利权益受损的原因可归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建立一个性别赋权的社会支持实践模式,对于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福利权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赋权理论的视角,社会工作者建立社会支持实践模式的主要目标在于帮助非正规就业女性通过发展能力,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获得资源和机会,从而克服权能障碍,改变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促进福利权实现.赋权的社会支持实践模式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互动性原则;(2)赋权性原则;(3)平等伙伴原则;(4)理性选择原则.社会支持实践模式的赋权性介入内容主要包括自我赋权、集体赋权和政策性赋权三个方面.     

当前农村流氓恶势力的危害及打击对策

流氓恶势力在农村的崛起及蔓延是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和担忧的问题。本文拟就当前农村流氓恶势力的危害及打击、遏制流氓恶势力的对策作些探讨，以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于陕西省延安市索洛湾村的调研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基层政权的迫切需要,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应然选择。但是,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结构不平衡,在党意识不强,农村干部本领恐慌,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不健全。需要通过选优配强带头人,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增强服务效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落实主体责任等路径,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促进全面从严治在农村落地生根。     

论解决农民负担的系统工程

农民负担问题久减不轻的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基层政府机构与人员膨胀、对农村社会国家管制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缓慢 ,等等。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必须把它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主要措施包括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精简基层政府机构与工作人员、规范对农村的国家管制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