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由来和解决

论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由来和解决温纯如“二律背反”作为康德哲学的辩证法对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曾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说康德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了人类理性本身产生矛盾的必然性，把辩证法引入认识领域；而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出道德与幸福的矛盾...     

审美在区分与无区分之间:来自康德美学思想的启示

康德的主体化美学,强调了审美判断的主观性和非功利性,这是西方近现代审美自律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西方"审美区分"思想的基础。但康德另一方面也认为,审美判断本身不等同于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但兼备认识和意志、知性与理性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审美判断本身就具备那些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等非审美因素,康德在这里强调了审美判断的非纯粹性与功利性,这是康德审美判断的矛盾处。应该重视康德审美判断的纯粹性与非纯粹性之间、非功利性与功利之间以及审美区分与审美无区分之间的悖论状态中所形成的艺术理解张力,艺术真理的生成和被揭示就产生在这种张力中。     

虚静与迷狂——刘勰与柏拉图文艺美学思想之比较

刘勰强调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和文艺创作中要保持审美心胸的澄静澹泊,才能进入“神与物游”的状态进行文艺创作;柏拉图则认为创作的源泉来自神的赐予,文艺家一但“神灵凭附”,就会获得神力而陷入迷狂的状态。前者肯定了文艺家后天的才识、修养等理性因素,承认创作的差异性;而后者则从神的理念出发,摒弃审美过程的理性因素,认为文艺家只是神的代言人,审美活动和创作过程与之毫无相干,从而否定文艺家创作的差异性。因此,以“神与物游”为中心的“虚静”说同以“神灵附体”为核心的“迷狂”说构成中西方古代美学的不同体系,体现出不同文化特质中审美方式的差异性。     

论康德的“理想人”——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一种理解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勾画了一幅“理想人”的形象：纯粹理性昭示人的尊贵、尊重规律牵引人的责任、意志自律通向人的自由。“理想人”的形象虽然令人神往但却软弱无力,富有生命力的伦理学应关注人类的真实存在。     

康德理性思辨进程与自由的绽出

思辨理性的进程以理性存在为前提，通过理性存在的本质展示人之“此在”的自由必然；任何关于“此在”的理解和追问就是对“人与世界如此存在”问题的关怀；作为人的主体行为的模式，康德认为时空都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凭借关于时空的纯粹思辨，理性同样能够在知性对象以外构建起绝对的原因世界；理性思辨的目标不是现象、条件者和有限，而是绝对的源泉、无条件者和自由之在。本文沿着上述逻辑阐述了康德理性思辨的进程，并以此探讨康德哲学里的“回归自由”之路。     

康德人格概念的内涵演进及其哲学意义

在1781年前后，康德接受了理性心理学的人格概念，它有着两方面的规定：一是保持灵魂自身号数上同一的统觉的先验统一；二是意识到自身是同一的经验性实体。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康德强调人格性概念的实践运用，由此实现了人格概念的内涵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根本性转变。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康德除了进一步表明人格是以人格性作为自己的规定根据的这一思想外，还将人格概念置于不同的“关系”范畴下揭示出由一般实践理性向纯粹实践理性逐步进阶的自由范畴。到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对人格概念的解释进入到“模态”的范畴层面，明确其实质就是“归责”。深入地把握人格概念的丰富内涵，对于准确理解康德哲学的实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康德“哥白尼革命”意义新探

从伦理道德思想和道德信仰方面来看,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形而上学而在于重建形而上学,康德批判形而上学、限制人类理性,是为了给道德信仰留地盘,是为了使人成为真正不同于动植物的,真正有尊严、有价值的人,从而使康德“哥白尼革命”具有了人本主义的意义。     

康德与卢梭的历史哲学比较——读《人类历史起源臆测》

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收录的康德1785年所作的《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中,康德阐释了自己对于历史、人性及人类社会的看法,这可看做是康德历史哲学的重要部分,这些看法与卢梭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及相异。二人对历史的臆测起点不同,终点也不同。在对人性考察的基础上,卢梭悲观地看到了人性的"往而不返",并提出了设立契约来实现自由复归的方案,不论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卢梭的历史观是激进的;康德看到了恶的手段背后隐蔽的善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康德显然是乐观的,但这种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历史观却导致了康德对于未来的看法是宿命的。     

超越本然的自我——从儒学的演变看荀子的人格学说

本文指出,以知情意的统一为理想人格的构成是儒家人格理论的共同特征,但孔孟的知情意统一是以仁德为基础,强调的是人的内在德性;而荀子则将人格的内在品性与法的观念联系起来,注重的是理想人格的现实前提,强调内在品格与外在行为的一致。孔孟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是以“内圣”为主导,到了荀子那里较注重人格的“外王”方面。当荀子赋于理想人格以济世安邦、经天纬地的“外王”规定时,即已开始把人格与广义的实践相联系,与孔孟的注重内圣和心性修养正好形成对照。在这种外在习行与内在心性的不同侧重中,蕴含着孔子以后儒家人格学说衍化的相异趋向。     

千秋壮观君知否——青年王国维在上海

22岁的王国维从外省来到上海,随即被推到时代风潮的前线。近代上海五方杂处、包容多元,从中孕生出一种讲求诚信和实利的精神形态,而青年王国维独钟情于“哲学”,他以《教育世界》为基地,广泛引介其所谓“纯粹哲学”,为上海迎来“形而上学”的高光时刻。可以说上海也因为王国维,在诚信和实利的基础上更产生某种超越性的精神。王国维从叔本华转向康德,即希望中国人放眼世界、正视现实,树立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他以哲学为纲,以美育为目标,从思维方式、学术传统、大学学科、美育普及到国民人格等方面建构了一套制度移植的现代性方案。然而,哲学“可信”而不“可爱”,理性与感情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这是王国维的悲剧所在。沪上十年,青年王国维扮演了输入“理性”之光的角色,然而“理性”却激起他的感情反弹,使他对理性的局限产生警觉,也由此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之镜。     

康德审美判断模型论

康德的先验哲学认为审美判断力是联系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三者具有同构关系。他运用纯粹理性判断的范畴体系来分析实践理性判断和审美判断,试图从纯粹理性判断的模型中映射出实践理性判断和审美判断的模型,以建立一个规整的建筑术的哲学体系。然而,由于康德在关于美的分析中只映射了纯粹理性判断模型的主干部分,没有就审美判断模型作内向的拓扑,使得他的哲学体系的建筑术结构并没有如他所预期的那样达到整齐规则。     

浅谈康德对建立人类理性权威的贡献

从康德到黑格尔,是一次理性革命的胜利进军。在建立人类理性权威,摧毁封建神学的过程中,两位先哲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并不失色。以往,关于黑格尔的论述较充分,而对康德则多有漠视与偏颇。其实,作为近代辩证法的奠基人,康德的学说同样是一座装满宝石的大厦,有待我们深入探取。(一)现象与本体,知性与理性,是康德哲学中的主要矛盾线索,也是他的“本体不可知论”的根据所在。欧洲在近代,产生过英国经验论和大陆理性论两大哲学派别,他们在反对经院哲学时曾是战友,但又各执一端,并不彻底。经验论在贝克莱那里变成极端的唯我论,理性     

马尔库塞与审美之维

近代西方社会,文化价值分化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不同的活动领域。康德的三大《批判》分别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认识活动、人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人与自身的审美活动,奠定了理性主体的三个维度,并认为它们各自为自身立法。面对现代性的分裂,黑格尔将＂理性当作息事宁人的自我认识＂;尼采通过主体破除启蒙理性的框架,更新了理性主体,留下了审美之纬度。马尔库塞在寻找理性他者的征途中将尼采的现代性发扬光大。并进一步认为,应在意识领域造就一种新感性,从而使不受现实污染的想象成为艺术和审美活动的主要思维方式。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幸福的潜隐与显白:康德的合理的幸福论研究

康德对人类幸福煞费苦心的经营超越了哲学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他并不反对人类对幸福的追求,而是要将这种追求纳入合理的实践理性的客体(至善)中。所以,重要的不是要不要幸福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实现幸福的问题。康德的这种思路可以被理解为"合理的幸福论",以区别于他所批判的基于单纯自爱意图的"幸福论"。这种合理的幸福论必须被看做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必然组成部分,而不应该被看做是其思想前后矛盾性的体现。     

道德合理性的重建：康德伦理思想的解读

道德合理性是对道德何以可能的回答，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康德诉诸实践理性的先天分析，构建了以道德法则为原则，以主体人为基础，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道德理论体系，对道德合理性进行了卓越论证。康德理论的重要成果和遗留问题，对后来西方伦理学思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是现代性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一些现代理性主义者在道德合理性论证中，继承并深化了康德这一思想，如哈贝马斯。人类社会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道德合理性的构建，不仅是理论的期盼，更是现实的祈求。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对康德的道德合理性构建思想展开深入分析。     

主体性及其批判——兼论阿尔都塞哲学

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寻找现实世界的普遍真理以获得人的现实解放,其关键在于抑制人的本能冲动,磨砺人的理性.启蒙所确立的主体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主体的本质.启蒙发轫于理性的自主运用,但理性主义的体系却扼杀了人的现实生命和未来希望,一切都成为必然.启蒙走向自身的背反,其根源在于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钵中之脑”的幻觉.阿尔都塞把主体性从幻觉中拯救出来,并扭转了哲学的提问方式,“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被逻辑地往前推进为“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而阿尔都塞通过揭示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批判性地考察了主体所身处的历史处境,这是对主体性的又一次启蒙.     

现代高科技的美学精神

现代高科技的美学精神欧阳友权伴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迅猛发展起来的现代高新科技，在感性现实的功利指向上，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面貌；而在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中，它又以新的科学理性催生思维的云朵，促使思想“逻各斯”在自然哲学的前沿拓展人类的认知...     

论民族艺术感性形式的概念对象性审美

民族艺术感性形式的生成往往承载着本民族文化符号的能指性对象意义,以及这种符号在本民族反映和表达世界关系中的象征性与隐喻性表达,即民族艺术的生成与表现总是具有感性形式的概念对象性,与纯粹艺术审美具有不同的特点与规律.席勒“游戏冲动”中的“经验美”,康德“反思判断力”中的“自然的理性的合目的性”的“纯粹美”,黑格尔“感性显现”中的“依存美”,分别从民族艺术文本生成的概念对象性审美、艺术象征表现的概念对象性审美与艺术鉴赏判断的概念对象性审美三个方面,阐明了民族艺术感性形式的审美内涵和特征.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

康德的实践哲学将自由确立为人的一切行动的起点,政治和道德作为人的实践行动的两个基本领域,康德通过对政治义务和道德责任之基础的阐明,最终确立了政治与道德在实践哲学领域中的内在一致性.康德并没有忽视政治行动的特殊性,政治行动作为人类意志的表达和实现方式,规定人类意志的东西既可以是自然的必然性,也可以是自由的因果性,因此,康德是同时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对人类政治问题的思考.康德对于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阐明,从某种意义上展示了康德关于理性统一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