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法治＂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     

浅析教学中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情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教学过程中有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消极的教学情感降低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妨碍学生理解、体验教学内容的思想感情,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破坏教学活动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而积极的教学情感总是对教学目的的实现、教学过程的优化、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在教学工作中,应努力克服消极情感现象,创造积极教学情感。     

法治的平衡取向与渐进主义法治道路

法治是非模式化、流动和地方性的,在当代呈现一种互动平衡取向,即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法律与多元规则的平衡。这些平衡遵循着正义原则、法益衡量和价值差序原则、公益福利原则、合理容忍原则和现实主义原则。中国法治进程不能靠西方化、模式化的制度设计和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权利自由诉求来推进,只能确立互动平衡精神和务实策略,采取渐进主义的法治道路,建立起扎根本土的法治秩序。     

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评论转基因水稻事件

2013年7月,61名院士联名上书农业部,在联名信中,61名院士们针对转基因水稻的问题,严厉指责了农业部的不作为行为,被称之为告御状。而近日,61名院士联名上书农业部的事情又被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透露外界,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柏林的两种自由论为基础,对转基因水稻事件进行了浅论。     

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中国宪法权利性质之实证分析

当前美国学者对于"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讨论充满分歧。借鉴德国的基本权利类型化理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是关于"本权请求权"而非"权利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类型化方法"。"消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尊重与容忍的权利","积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给付或作为的权利"。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立法保护与财政支出等情况来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注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立法保护,但是政府的"积极义务"可能意味着某项"职权",并非当然对应着某项"积极权利"。     

改革与法治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实现改革与法治的良性互动,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推进,为凝聚改革共识获取最大公约数,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提高改革效率,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重任.     

略论国际商事仲裁与法治的互动

法治是人们对社会秩序和冲突解决方式的理性选择。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以其私法自治性为显著特征,在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以及国际民商事规則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国际商事仲裁与民商事法治的协调互动。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及法律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商事仲裁与法治必将经历更全面更活跃的互动过程。     

消极权利与立法者的积极义务——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次堕胎判决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其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传统宪法理论把消极权利和消极义务、积极权利和积极义务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当代宪政实践表明,每一种基本权利都对应着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消极权利所对应的国家积极义务中,最重要的是立法者的积极义务。立法者只有通过立法提供组织、程序及财政上的法律保障,公民消极权利的实现才具有可能性。     

论民主与法治的分离与契合

民主与法治已成为现代宪法的主流价值追求 ,但二者间的关系却十分复杂。成功地调和二者间的价值是一部宪法融入现实生活的关键。事实上 ,法治与民主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二者在“谁来统治”和“如何统治”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现代民主与法治也存在契合的领域。现代民主是一种消极自由 ,法治则是公民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另外 ,民主虽对多数之治念念不忘 ,但却从未真正地主张过多数的权力是绝对和无限的 ,这为法治留下了作为的空间。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读伯林之《两种自由的概念》

自由作为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一直为学者们探讨的关键之所在。伯林对自由概念的二分法,即把自由概念分为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与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理论构架,成为战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复兴的代表之作。围绕这一划分,在学界展开了不断的论证与发展。本文旨在解读伯林对自由的概念定义,对两种观念上的自由的划分,以进一步了解伯林的自由概念二分法及其价值观。     

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

文章诠释了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内涵.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警察权源于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多个方面,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对立的表征.提出了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平衡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对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探析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社会资源不平等配置引起社会分层;同时,法治建设的治国方略的确立,又使两者紧密联系起来。社会分层的变化必将积极影响法治建设。     

积极心理学：理念与行动

现代心理学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即从消极心理学模式向积极心理学模式的转换。在过云几十年里，消极心事这占居主导地位，忽视人的积极心理品质研究，造成心理学知识中的巨大空场和心理科学贫困。积极心理学力主心理学应该而且必须转换为研究人类优点的新型科学。积极心理学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和行动，其目的是研究人类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生命与发展，实现人关怀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网络时代刑法理念转型：从积极预防走向消极预防

积极刑法观是网络犯罪治理的主流刑法观。在积极刑法观指导下,刑法通过扩容旧罪与增设新罪来增添“新法益”与规制“新行为”,搭建起网络犯罪的预防体系。积极刑法观具有本能的入罪倾向,单向度地强调积极预防容易激发网络犯罪的扩张性,导致刑法被迫与前置法脱钩,并以扩大解释助长司法犯罪化,造成刑法功能异化。消极刑法观与积极刑法观并非完全对立,两者具有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应当在预防性网络犯罪中合理嵌入消极刑法观的限制刑罚权思想。在立法配置上,应当暂停增设新类型的网络犯罪,将前置法的义务性规范与违法排除规则嵌入犯罪评价,以重塑刑法与前置法关系。在司法适用上,应当慎用入罪扩大解释,对网络犯罪中的争议事实进行司法限缩,以畅通网络犯罪的出罪路径。     

乡村振兴与农民主体法治意识培育的互动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民主体法治意识培育搭建制度框架,农民主体法治意识的培育是乡村振兴战略题中应有之义.通过调研发现,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农民主体法治意识虽然总体得到提升,但仍存在乡村治理相关立法未全面推进、法治措施未深刻落实、农民权利义务意识未真正建立等问题,可通过推动立法、培育人才、加强调研、建立考评机制以及深化监督等...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解读、价值引领与规范体系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给我国社会带来了诸多治理问题,法治应当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系到人民幸福生活、社会稳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要加强法治解读,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加强人口老龄化的法治应对,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实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形成法治思维,建立法治体系,增加立法强度,体现司法温度。人口老龄化的法治应对在价值引领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规范体系上应当着重完善养老保障与鼓励生育的立法,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完善社会养老服务、明确国家养老责任,同时完善支持措施、减轻生育负担。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论行政机关的消极应诉行为

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过程中 ,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应诉形式 ,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消极应诉行为是现实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经常采用的 ,其中又以行政机关采用居多。通过对行政机关消极应诉行为性质的定义 ,探析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变化发展趋势以及逐步消除消极应诉行为的对策     

论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从国际刑法变革的角度透视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推动国际刑法的变革.国际刑法的一系列制度性的变革都是通过缔结国际刑法公约来实现的.由于国际刑法公约约束国家也约束个人的二元性特点,这些国际刑法公约的缔结、生效和实施不仅对国际刑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对21世纪的全球法治产生深远影响.为了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应在国际刑法领域进一步推动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数据犯罪刑事治理逻辑的消极预防转向与实践展开

积极预防刑法观主导的数据犯罪刑事治理思路着眼于风险管控,以安全价值为优先考量、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为首要任务,主要表现为数据法益抽象化、行为入罪早期化、平台责任加重化。国家刑罚权的急剧扩张使得规制手段与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成比例,数据治理在立法和司法上均陷入过度犯罪化的窠臼,不仅压缩了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空间,而且阻碍了数据要素的流动利用。贯彻数字经济“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的指导方针,刑法干预数据犯罪应恪守比例原则统辖下的刑法克制主义,从积极预防转向兼具预防性与有限性的消极预防,统筹兼顾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与安全保障两大价值。数据犯罪刑事治理应以保障公民自由权利免于遭受不当干涉和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范围及强度为目标,从法益论、不法论、刑罚论三个层面贯彻消极预防刑法观:在确定数据犯罪相关罪名的保护法益时,秉持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本位的数据法益观;在判断数据犯罪行为的可罚性时,贯彻基于结果无价值论的实质危害原则;在对数据处理者施加刑事责任时,引入数据安全合规的刑法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