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呈现的,大历史观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起源、变迁与发展方向的科学世界观。以大历史观为视角,从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大趋势中、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中、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践中、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发展中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历史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有助于构建具有丰富内涵及强大说服力的中国制度优势话语体系。     

列宁与斯大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认为，评价斯大林模式不能不研究它与列宁新经济政策模式之间的关系，不能不研究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间的区别。从社会主义理论上看，斯大林自己有许多不同于列宁的独特看法。清除了反对派以后，斯大林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苏联社会———斯大林模式便逐渐形成了。从实质上讲，斯大林模式是与列宁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截然不同的，它背离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向战时共产主义的回归     

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及历史功过评价

文章从斯大林经济建设上的主要的理论观点，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的历史功过的评价等方面分析，从而更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以苏为鉴”的缘起及其主要成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阔步迈向21世纪，是和中国共产党彻底突破斯大林模式分不开的。我们党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和突破，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超越体现在理论、体制、发展战略等方面。这些思考的成果为党后来彻底突破斯大林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苏联模式的形成和“中国道路”的巨大突破

苏联社会主义深陷计划经济桎梏而走过一条坎坷道路,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确立计划经济模式的发展过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计划经济模式的圣经。中国曾经全面学习苏联,“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经历了曲折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和固化过程。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道路”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巨大突破。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意识形态障碍是苏联模式情结。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苏联剧变苏共垮台的原因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走进了死胡同。人们在抛弃这个模式的同时,也抛弃了作为国家领导核心力量的苏共。这是因为,在斯大林体制模式条件下的苏共,长期不思改革,难以做到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理论,深化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先进性。     

斯大林模式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关系辨析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苏联变革斯大林模式的现实结果,而不是其必然结果。变革斯大林模式本来有着三种可能选择,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只是其中最坏的一种选择而已。如果不是改革领导者和民主派刻意颠覆苏共政权,苏联改革完全可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所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源不是斯大林模式,而是错误的改革路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深远影响,如果对斯大林模式片面地作出全面否定,最终必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制度创新:中国道路的核心机制

当代中国的发展毫无疑问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发展,总结其经验教训。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透视中国的变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条道路的形成是不断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其实,无论中国道路也好,中国模式也好,中国经验也好,它的核心内容,它所运作的中轴就是制度。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不仅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且也大相径庭于苏联所确立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特别关注其制度创新的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实践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历史发展上始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现实比较中历经了苏联社会主义列宁阶段、斯大林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样纵向与横向的交叉选择中,开创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设想到中国模式——试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透过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与终结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中国模式形成的实践,可以得出若干结论及启示: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主要归因于对马、恩学说的教条式理解;从列宁新经济政策到中国模式,共产党人成功找到了一条有别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最初设想的新路;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部分地证明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我们要不断完善中国模式,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