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干涉与民族自决的辩证关系

人道主义干涉与民族自决虽然在涵义、特征上各有不同,但二者在理论上都与“人权”、“主权”和“武力”有着不解之缘,在实践上也经常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民族自决可以为人道主义干涉提供重要契机,人道主义干涉可以给民族自决带来不同程度的正负面影响。辩证处理二者关系,民族自决要尽量避免人道主义干涉,反对依赖人道主义干涉盲目自决;坚持人道主义干涉的必要性和适度性,反对利用民族自决随意进行干涉、制造分裂。     

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新浪潮及其消极影响

世界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它们有进步的与反动的之分.当今世界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部族民族主义等不同形态,特征各异,但就其作用而言以消极影响为主导.冷战后,民族主义问题具有国际化、暴力化以及民族主义与宗教势力连体发展的趋势,造成的恶果日趋严重,并有持续发展之势,但受多种条件的制约,其发展力度有限.     

论冷战后美国军事干涉的国家利益指向

军事干涉仍然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色。冷战结束后 ,美国开始重新界定其国家利益 ,美国军事干涉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其所谓的国家利益 ,美国实施的所谓人道主义军事干涉也是以其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国内学术界有关冷战后美拉关系的研究综述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适时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拉美地区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力量,由于地缘与历史因素,它历来是美国对外政策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试验场,所以对冷战后美拉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美关系。自冷战结束后国内学界对美拉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国际格局的变化对美拉关系的影响以及冷战…     

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的态势和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态势,在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各国共产党纷纷进行新的探索,西方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升温,同时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增长。     

冷战后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对日本政局的影响

90年代中期日本兴起的新民族主义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 ,日益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 ,并在事实上不断影响日本政局的发展。研究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 ,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思潮、理论、政策：冷战后主流国际政治研究的新动向

冷战后主流国际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思潮方面主要有“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第三条道路”、“主权理论”;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有“建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治理理论”、“国际社会理论”、“国际机制论”、“多边主义”、“现实主义”、“世界秩序新论”;在政策方面主要有“人权外交”、“新干涉主义”、“单边主义”。这些不同方面揭示了各自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三者间的相互关系,预示着未来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论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

自2009年鸠山政权执政以来,日本开启了民主党执政的新时代。鸠山内阁大幅调整日本对外政策,奉行＂友爱＂外交理念,推动中日关系一度回暖。但是其继任者菅直人首相上任后,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因素,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在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以后,日本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导致中日关系跌到历史低点。日本对华外交态度的转变不仅对中日两国,更对整个东北亚安全局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试析《东盟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既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准则，也是东盟合作的一个政治基础。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东盟的基础性政治文件中不乏有关不干涉原则的声明和陈述，因而不干涉原则在东盟的发展进程中有着深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谨守不干涉原则，也是东南亚国家对本地区特定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做出的合理判断，是国际政治和安全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结果。本文以解读《东盟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为切入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分析东盟“不干涉原则”的形成、特性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美俄关系的变与不变——兼议美俄"新冷战"说

美俄关系经过近十年的磨合大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框架,但这一框架未能根本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伊拉克战争终于将这些矛盾催生出来,于是引发美俄关系新的紧张,也诞生了所谓“新冷战”说。笔者认为,与其说美俄关系处于“新冷战”,不如说是回归其本应有的面目。未来美俄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国际环境、双方各自战略走向及两国领导人的更迭三个层次的因素,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自由主义

冷战结束以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研究中,学界的关注目光偏重于新保守主义,特别是＂9·11＂事件后,自由主义在新保守主义的反衬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然而,自由主义作为美国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在美国政府内外始终具有广泛的舆论市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始终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思     

试析冷战后日本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及其影响

冷战后，日本推出了东亚合作战略，希望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出台了GMS政策并积极参与GMS经济合作，并且已成为次区域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日本的参与对GMS五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对GMS五国的外交政策的选择也产生了影响，也对中国与GMS五国的合作形成挑战。中日两国在次区域的竞争态势难以避免，但也有合作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应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真正实现中日与GMS五国三方的“共赢”。     

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

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分析方法中,体系结构分析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解释框架,但是既有的结构分析大都以中国无法影响体系格局为理论前提展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因实力地位崛起逐步成为可能推动国际体系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随之逐步显现,如何缓解崛起困境,即化解既要维持国家实力上升,又要尽可能降低体系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成为中国外交难以回避的重要难题。本文尝试将崛起困境引入中国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体系结构框架,考察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原因和战略效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东亚政策的实践表明,以崛起困境为线索的体系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能够较好地说明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政策措施、调整动因和政策效用。     

冷战后中日战略文化的碰撞与交集

中日战略文化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个方面,在冷战后时代,这尤其表现在两国的世界观、战争与和平观、战略认知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战略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对冷战后中日两国的自身定位和相互定位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引起中日双方战略文化以及国家战略的碰撞与交集,并影响正在变化中的中日关系乃至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试析后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视角考察,欧洲可划分为两大板块：＂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与之相对应的是欧洲还存在两大地缘政治势力,即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主要特征是苏联代表的陆权势力和美国代表的海权势力在两大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对立与均势。而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欧洲地缘政治失去了这种战略平衡：陆权势力收缩而海权势力扩张,心脏地带衰落而边缘地带崛起。同时不应忽视,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也都赋予了欧洲传统地缘政治形态以新的特征。     

论后冷战时期联合国否决权的改革

联合国宪章赋予五大国的否决权是二战后大国最终妥协的结果,多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否决权的基础也相应改变,其改革势在必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使得这项改革具有可行性.使安理会的决策更为合理以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衡量各种改革方法的标准.     

中亚博弈：冷战后的中美俄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三个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现象。冷战时代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局势的发展。冷战后,苏联解体、两极对抗格局不复存在,然而中美俄三国仍然在当代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中亚已经成为中美俄战略、安全、经济关系的交汇点,本文拟沿用大三角关系的模型和理论,以中亚地区博弈为切入点分析当前中美俄关系的特点、影响和启示意义。     

浅析冷战后中国的外交危机管理决策

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危机管理任务日渐复杂繁重,引起了相关政策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吸收传统危机管理思想和建国以来外交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当前中国外交危机管理决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高效有序的体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并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后应该进一步明确外交危机管理决策的意识,健全体制、机制和法制,加强思想和理论创新,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危机外交决策的新思路、新方法。     

冷战后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态度的演变与未来走向

冷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构成挑战。关于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挑战,美国国内存在不同观点。冷战后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的态度在经历了较为强硬的抵制和＂仁慈的忽视＂两个阶段后,大致正在逐渐从＂逆我者亡＂的武断做法向＂参与塑造,为我所用＂策略转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和奥巴马上台后,由于世界和地区环境的变化以及美国政策发生的某些积极转变,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