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作行动的条件:历史背景与人的追求

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同行动所采取的是协作行动模式,当我们的社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协作已经不再能够成为共同行动的有效模式,而是需要去建构起一种合作行动模式。特别是面对频发的危机事件和在风险社会中去开展行动时,共同行动中的随机性行为选择和灵活性的反应机制都要求人的共同行动必须是合作行动,而不能恪守协作行动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作为行动者的人需要重新定义。虽然语言、劳动依然是人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更需要从人的行动的角度去定义人。合作行动中的人是有道德的人,反映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信任。正是信任,构成了合作的前提。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服务和从属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每一个行动者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指向人的共生共在,也只有以人的共生共在为目标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合作行动。     

变革时代基于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兼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全球化、后工业化带来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才不会因为既存的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还有一定的腾挪空间而放弃改革的追求,才可能真正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形势,坚定改革道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面对全球风险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人类的共生共存在各国社会治理中成为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各国学者在对主流公共行政的反思与批判中,开始把社会治理行动置于视域中心。中国学者更是积极转向行动主义建构方案的尝试,在本土化实践积累和探索中,为寻找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合作治理行动路径做出了努力。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基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全面论述了合作治理的行动主义纲领。     

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路径选择

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国政府行政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然而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合作共治中有怎样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出现的合作共治才能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的优越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和完善。据此,本文在界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的基础上,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论合作治理中的公共承诺机制

农业社会中,具有宗教色彩的承诺负载的主要是道德上的责任;工业社会以来,自然法学派将承诺的道德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在法律强制的背后,承诺失去了内在的道德约束力。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服务行政模式呼唤公共承诺机制的产生。在合作治理中公共问题的利益相关者是公共承诺机制的必然主体。公共承诺机制是服务型政府实现服务理念的良好途径,是消除公共产品中"搭便车"和"看门人"现象的有效方法,将促进公共责任的恢复和合作主体间信任度的提高,最终将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行动者:治理转型中的行政主体

管理行政下的行政主体只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行政实体,是不具有主体性的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的发育、发展,使行政管理发生深刻变化,促使多元管理主体生成,多元治理主体的生成意味着管理主体自觉性的增强。然而,当众多管理主体的主体性不断增长时,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多元化进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此说明需要在后工业社会场景下用行动者来取代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行动者是充满想象力、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行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建构这个世界。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社会治理建构的反思性阐释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在对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是形式民主。而且,在一些国家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中,走上了专政之路。同时,政治与行政分化后的行政则是在技术主义和法治两条道路上加以建构的。从20世纪行政发展的情况看,虽然民主和法治是一个基本框架,但在行政集权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求把民主程式引入行政过程的声音也出现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运动中,也做了诸多探索。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改革经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后,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发现原因在于,没有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去建构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旦提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就会发现,应当以道德作为其出发点。     

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它以"民主公民权"为核心价值,要求政府在保障国民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所作为。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公共需要,政府的权威型供给已力所不逮且愈益与社会需求相脱离。因应这一局势,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框架,不仅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适度分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而且可以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形成开放的民主协商平台,通过公共议程整合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     

大数据驱动下社区治理模式 变革与路径建构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推动了社区治理的新诉求,同时也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动力支持。在此背景下,从大数据与社区治理关系的内生逻辑的契合性,解释网络时代社区行动范式应由"挂钩式"共同体转向"共生型"共同体的机制动因。并据此提出以"共生网络"模式的整合框架,通过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整体范式的转变,完善大数据社区治理开放系统要素协同机制,建构大数据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治理网络等方式,建构起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网络治理新路径。     

建构信任合作的府际关系：总体性治理根基

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导致政府间缺乏理解、信任、对话、互动。多元行政主体受制于科层制窠臼而难以建构合作机制,行政层级的位势差导致了中央及部委、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门之间信任度较低。总体性治理尊重行政主体的个体独立性,破除信任危机和营造诚信原则方法,建构起多元县市、省市及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部门之间平等信任的伙伴关系;对府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向予以引导,在共同的语境下将共识转换成多元主体皆可接受的符号,建构符合发展规律的自生自发秩序;立基于公义建构宪政秩序和法律规则,主动协调多元政府和社团间关系,破除行政层级的束缚,全方位实现政府层面的跨界相互依赖和社团层面的多元共治。     

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擘划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展开的.构建现代国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取向,现代化的治理是中国现代化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所追求的理想形态.就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发展阶段来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只能诉诸多元主体共治,在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中,最终呈现出一幅理想的现代国家治理图景.     

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

<正>基层社会生活的转变形塑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态,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新变化。从治理能力来考察,以往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进而会阻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基层政府硬治理日渐受阻和治理能力弱化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价值共识的形塑能力、社会心理的干预疏导能力和社会合作     

合作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与完善中国政治制度整体框架相适应,与推进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与规范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相统一的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既是实现社会、政府、政党现代化架构的体制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和核心决定因素之一。合作治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对于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困境给予有益的启示。当然,寄托于行为互动的自然主义演进而构建合作治理是不现实的,积极的、自觉的建构需要在合作意识的引领下展开,这就使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更具紧迫性。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及其优化

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全面依法治国所强调的"法"是以国家制定法(硬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乡村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软法规范,在因地制宜的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视角下,乡村社会欲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新格局,"软法性规范+硬法性规范"的合作共治路径在当下无疑是较优选项。软硬法合作共治能够实现制度互补,在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功能局限,有效协调多元共治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合作共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当下合作共治的法治路径并非完美无缺,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优化,表现为规范软法生成过程、强化软法实施效力、协调软硬法实施中的冲突等。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构建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恢复与兴起、严格管理与控制、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三个阶段。当前,法律制度与政策的不健全、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政府职能转移界限不清、税收优惠力度不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缺失、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的阻滞性因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规范、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妥善调整与渐次转移政府职能、改革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主体更为主要的是国家。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尽管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也必然具有社会相关性。故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关注源于国家、特别是国家政治性要素的内在规定性路径,同时也不可忽略国家本身之外的诸要素所演化而生的社会相关性路径。从内容上来看,内在规定性路径包括国家的权力结构、民主制度和机制、政党、法治等等,共同构成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就是由国家制度的运行所内生的。社会相关性路径包括共时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历时性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等,它们既是国家治理的对象,也是国家得以产生和运行的基础性要素。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内在规定性路径和社会相关性路径的有效配合下才能实现,而要达成二者的协调配合,应当发挥内在规定性路径的主导作用,注意其进程的渐进性,并保持与外在性路径的适度分离。     

唯物史观视阈下社会诚信缺失与治理论析

唯物史观是分析社会诚信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诚信是社会道德风貌的基本标识和道德理念的核心元素,社会诚信价值观有其特定的根植于社会实践的道德传承图景,社会诚信缺失是道德传承过程中的非良性变异。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以及内外因辩证关系的视角出发对社会诚信缺失原因进行多维剖析,有助于深刻揭示诚信缺失的社会根源。以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为依据,运用系统论的视野审视社会诚信治理,坚持多措并举推进社会诚信建设,是当代中国在深度市场化和社会信息化境遇下的必然选择。     

我国乡村环境合作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正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乡村生活垃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治理乡村环境,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合作治理体现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核心逻辑,突出了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和平等性的特征,是应对乡村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是维护乡村公共利益的必要举措。加强环境教育、建设生态型政府、完善合作治理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合作治理保障机制是乡村环境合作治理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