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我国死刑案件程序

我国死刑案件程序的改革依次涉及了死刑二审审理方式、死刑核准权、死刑核准程序、死刑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程序等各个方面。死刑案件程序改革的预期包括保护死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减少死刑适用、提高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等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死刑案件程序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但还存在若干疏漏的问题,应当从约束权力、加强辩护人的参与以及规范规则的内容与结构等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死刑案件审理程序之整体改造与完善

我国死刑案件审理程序包括死刑案件的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对我国死刑案件审理程序进行整体改造和完善已经成为一条既具有科学合理性又具有现实基础的改革思路。根据这一思路,死刑案件审理程序的各个阶段应遵循一些共同的程序公正要求,同时基于各阶段的特点和职能,在具体的诉讼程序设计上又应具有个性特征。三个环节应当各有侧重、繁简得当,共同在确保死刑案件质量、控制死刑数量等方面发挥作用。     

死刑二审案件的审理原则及关键环节

为充分发挥死刑二审程序纠错防偏、统一死刑适用标准和限制死刑功能,必须完善工作机制,严守死刑适用的"第二道防线",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和程序关,从制度上构建预防和纠正死刑误判的屏障。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困局与破解

在死刑案件中确立独立的高干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具有合理性,也是不可行的.在证明标准相关领域内,当前可主要采取以下替代措施实现提高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欲达到的目的:提高并确立独立的量刑情节证明标准;增加合议庭人数,定罪时仍适用简单多数原则,适用死刑时适用全体一致原则;建立消极的法定证据制度;改变法官对死刑的心态.     

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到达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款之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且能够判处死刑。然而死刑案件由于其特殊性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生于死,则应该确立更为严格科学的证明标准从而确保案件的公正和准确处理,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显然是有待完善的。     

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到达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款之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且能够判处死刑。然而死刑案件由于其特殊性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生于死,则应该确立更为严格科学的证明标准从而确保案件的公正和准确处理,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显然是有待完善的。     

审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应注意把握的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的关于毒品死刑案件的罪名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该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依照数额和情节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档次，直至可以判处死刑。由于毒品案件日趋增多，一旦误判死刑，执行后，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应当慎之又慎。现就审理毒品死刑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若干问题

为了进一步深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把《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刑事案件开庭审理的要求落实到位，切实发挥死刑二审程序的把关作用，确保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为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1月1日顺利收回死刑核准权打下坚实的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年发布的二五改革纲要和开于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通知中．     

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这一证明标准不能机械适用，应当区分待证事实的性质。对于指控的犯罪成立或者罪重的事实，应当严格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和无罪、罪轻事实，可以自由证明。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时，要格外慎重，严格把握量刑证据，从而达到少杀慎杀的目的。     

死刑案件中证据审查与采信的反思

刑事诉讼中应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也就是通过证据来证明犯罪构成的事实和量刑轻重的事实,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为此,应确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并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于防止死刑案件中的误判误杀,坚持“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死刑的限缩——关于死刑适用及其程序的再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强调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但刑法所规定的最高刑罚为死刑的罪名达74种，有过多之嫌，长期以来，死刑的适用在实践中有时控制不严，甚至有着一种扩大的趋势。这些问题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国死刑问题时常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近期有关死刑核准权的上收和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引起世人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死刑案件办理程序的改良措施和司法解释，不仅为国内法律界人士所关心，也为域外关心我国司法状况的法律人所瞩目。     

悖论状态中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实践中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改革形成了现行法律、改革文本、裁判文书以及内部文件之间既和谐又冲突的悖论状态。改革者实用主义的改革策略导致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改革陷入困境,这一状况并没有因《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出台而化解。以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改革为代表的诸多司法改革体现了古代礼法传统、现代政法传统以及西方移植法律三种传统的博弈。未来的改革不应仅仅着眼于化解悖论,更应当反思实用主义改革的弊端,实现三大法律传统的融会。     

论死刑核准权的监督

死刑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多杀、少杀,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我国刑法死刑罪名过多、刑罚结构偏重是历史通病,根据国情适应民意削减死刑是今后刑法修改的当然选择。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检讨--以高攀死刑案为范例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对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加以区分,因而没有反映出对死刑案件应有的慎重,且这一证明标准是仅就控方单方面的证明而言的,没有反映出辩方举证和辩解在证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为“排除合理怀疑”,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为“确定无疑”。     

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探析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促使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各地司法部门都争相践行刑事和解制度，将其较广泛的应用于轻微的刑事案件，并取...     

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

死刑是重要的社会防卫手段,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复还性。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自由刑案件的特殊保障,以加强死刑判决的可靠性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在死刑的程序控制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高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质量有所裨益。 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1]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1年4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死刑适用的实体条件与程序标准考量——第九届刑事法前沿论坛暨死刑改革研讨会述要

因社会广泛关注而由死刑缓期执行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该如何评价?死刑适用的标准该如何界定?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是否存在问题?……2011年12月3日至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刑事法学重点学科主办的"第九届刑事法前沿论坛暨死刑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围绕死刑适用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标准等问题,来自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国家机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从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两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结论如何“唯一”?——基于《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演绎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规定了死刑证明“结论唯一”的新标准,表明相关部门明慎用刑的“慎刑”思想.但从心证形成的相关制度环境观察,因庭审实质化的阙失,实践中无法祛除的“印证”证明模式,以及特殊的反映论认知模式的掣肘和其他监督制约措施的不足,“结论唯一”的心证标准实际上无法企及,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走出当下死刑证明标准的困境,需要转变诉讼及证据和证明理念,重新解释“结论唯一”以恢复其中的主体性意蕴,推进庭审的实质化,摒弃“印证”证明模式,并辅之以其他相应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