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兼论布尔迪厄权力论

媒介作为当今社会已被认同的“新的权力核心”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介权力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对促进和加强我国传播学领域中相对比较薄弱的媒介权力研究有重要意义。布尔迪厄的权力理论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为媒介权力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将媒介置于社会权力场中考察,对媒介权力如何在传播场中以其工具性资本而占据统治性位置、媒介权力如何通过构成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来运作并发挥其效力等问题的探讨,可以更深入地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权力,反思媒介权力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对社会大众和个体的操纵和奴役,警惕媒介权力在人类生活中的负面作用。     

媒介权力研究综述

媒介权利的研究是媒介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本文重点探讨布尔迪厄的权利理论、福柯的权利理论和其他学者对媒介权利的解读.关于其他学者对媒介权利理论的解读主要是从媒介权利的界定、生成、特性、运用等方面,进行简单的梳理.     

权力：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交往媒介——读卢曼的《权力》有感

权力作为专门的交往媒介，在社会系统分化的某些领域发挥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中作为专门的媒介与特殊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权力作为一种存在，它制定交往的规则和程序，降低社会系统和环境的复杂性，使社会秩序得以可能。本文主要就权力作为交往媒介是如何形成及其如何降低环境复杂性使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等方面做了简要陈述。     

功能分化社会的“去分化”?——权力生产性与权力媒介性的理论冲突及其消解

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以卢曼为代表的权力媒介观和以福柯为典型的权力生产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价值立场。在系统理论看来,权力作为政治系统“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维系着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所以权力的媒介性具有自我限制的意义。但是,福柯以权力驱逐法律运作、生产知识话语和控制性实践为例,揭示了权力的生产性对社会的全面宰制和“去分化”的倾向。为了消解权力生产性所带来的“去分化”的危险,应当将权力领域限缩于政治系统,以“去主体化”的立场和“沟通”的衔接性理解权力的运作逻辑,并通过作为结构耦合的宪法与基本权利,既实现由权力到法的符码转译,同时又确保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强制性力量关系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权力制衡：现代法治形成的直接条件

在现代法治形成的条件系统中,权力制衡之于法治最具有直接性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良法的生成,更为良法的普遍遵守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从而成为现代法治得以实现的结构性的必然选择,也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突破口。     

媒介权利研究综述

媒介权利的研究是媒介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本文重点探讨布尔迪厄的权利理论、福柯的权利理论和其他学者对媒介权利的解读。关于其他学者对媒介权利理论的解读主要是从媒介权利的界定、生成、特性、运用等方面,进行简单的梳理。     

论区域环境法治中的权力结构

区域环境法治问题实质主要是权力运行的行政辖区限制引发的权力空间疆界问题在环保领域的体现。区域环境法治需要优化区域权力结构,强化地方人大在区域环境法治中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摆脱司法“地方化”,将司法最终原则确立为区域环境法治基本原则;强化社会自组织化建设,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仿真世界中的媒介权力:鲍德里亚传播思想解读

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以独特的视角透视了现代媒介及其技术造成的后现代社会虚拟代替现实的严峻境况。他认为,当代社会是由大众媒介构建的“仿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电子媒介改变了传播的交流情境,新的言语情境和话语结构对主体产生了构建意义。大众媒介通过编辑机制和传播技术为人们生产文化意义,广告则通过提供各种消费符号和影像制造着欲望和诱惑。大众媒介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生活指南的角色,强化了对受众的塑造和影响。     

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试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权力”与“权利”是公法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近些年来被我国法学界所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权力与权利关系强弱势态的发展变化,然后通过分析,得出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存在对立统一关系的结论。     

论现代法治框架下的警察行政权

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公共福利,必须赋予警察在社会管理方面一定的公权力,这种权力即为警察行政权。警察行政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面对着人民的个人生活,其行使如果越过必要的界限,极易造成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把警察行政权的行使纳入现代法治的框架,对其的运行强调法律、比例、程序、制约、救济等法治原则,重视行政相对人的能动作用,加强对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行使警察行政权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的监督,将会有效地防止警察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动力分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形成合力,是我们应该思考而又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动力可以分为原动力在于人的需要,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直接动力在于理论引领与权力推动。     

论行政监管权与法治

行政监管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十几年间,监管效果并不理想,市场经济和现代监管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监管权力失灵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消极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消除,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规制。     

论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重点环节

规范国家权力运行,是法治建设的基本问题.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矛盾中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依法治国的"国",不是地理概念上的国,而是指国家机器.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权力依法运行.依法治国,既治官、也治民,但基本精神是治掌握各种国家权力的官.人民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重点是干部人事权、财政预算权、行政管理权、执法司法权.但是在抓住主要矛盾方面的同时,不能忽视次要矛盾方面,对公民行为也要进行有效的持久的法制教育.     

论法治视角下的权力制约机制

权力,是指一定的组织和个人在一定的范围内依靠国家强制力所拥有的支配和指挥的能力和力量。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作为一种社会客观现象,权力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社会造成过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是否受到了合理有效的制约。因此,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是进一步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法治视域下的行政权主体研究

依法行政的前提之一是行政权主体的明晰。行政权主体的明晰将有助于服务政府的建构和法治社会的形成。然而,在我国公法研究中,学者对行政权主体问题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行政权主体是一个多层次系统的概念,包括归属主体、配置主体、承载主体和行使主体四个层次。其中,人民是行政权的归属主体;立法机关是行政权的配置主体;行政主体是行政权的承载主体;行政人是行政权的行使主体。     

新闻媒体的公权利与社会权力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是新闻媒体权利的主要构成要件.其中知情权和表达权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参与权和监督权则是新闻媒体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新闻媒体拥有的公民权(公权利),也可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公共权力.它是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合金.新闻自由是公民和媒体的宪法权利,包括媒体搜集、制作、发布、传播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及公民个人收受新闻、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和言论的自由,均应受法律保护,也要受一定限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     

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破局之路——困境与路径之审思

环顾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财税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改革进路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有效关口。面对着此群体利益与彼群体利益、稳定性与变革性、代议制民主与行政高效率等多重矛盾,难免使我们对前路进行再度审思。要突破僵局,亟需从摆正财税法的性质定位、调整立法主体的结构、加快立法或修法的进度、理顺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等角度切入,通过整体、全面的路径构建,强化全国人大的税收同意权和预算审批权,进而达致财税法律体系完善、法治观念融贯、法权配置协调的"良法善治"目标。     

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的司法认定及其反映出的法治问题研究——以重庆市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此类案件为样本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国家土地政策在《刑法》上的直接体现,它表达了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下国家意志对农用地使用最有力的指引和控制,能够最直接和真实地反映出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和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就法律适用而言,本罪在犯罪数额、共同犯罪、追诉时效等方面的争议亟待厘清;就农用地保护而言,需对涉案群体的利益诉求做进一步关注,对社会发展及其造就的法治环境做深入的分析研究,破解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立法困境,有效解决农村土地问题。     

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探析

行政机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行使紧急权是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内涵,亦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法治思维有助于真正实现紧急权的价值功能,有助于约束紧急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权利.在紧急权行使中运用法治思维就是在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公民权利时,应综合运用紧急性思维、必要性思维、平等思维、核心基本权利不可克减思维、信息公开思维等进行分析判断.因此,完善紧急状态法制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加强对应急法治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