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问题的行政法学研究

由于行政法理论上对“公共服务”一词用语上还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造成各级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走向片面,使得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和政府供应能力不足之间产生巨大的矛盾。对公共服务的范围进行科学的界定,并寻求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化的途径即由非政府组织承担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公共服务理论研究概述

政府的职能之一是公共服务,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实践中,关于公共服务理论的认识仍显不足。本文是对公共服务的含义、理性、范围、模式、现实逻辑、实现形式等所作的综述。     

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对于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逐渐活跃,尤其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发展迅速,被普遍认为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主要手段.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缺乏明确的、整体性的规划和部署,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针对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出现的问题,急需明确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基本职责,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修订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法律法规,建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宏观思考

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是法治对所有权力主体的要求.问责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以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旨在推进政府由无限、无责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宪政意义.在问责的制度建设上,必须从问责的范围、程序、对象及执行四个方面进行宏观把握,争取有所突破.     

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进与退

行政问责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在中国,问责制度已经被公众提上日程,但是并不完善,其走向如何,格外值得关注。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问责制向更好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关于设立“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思考

公共服务委员会,是在构建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政府用以统合公共服务各个领域、统筹社会公共资源、进而统一配置公共服务职责的引领型机构,是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者、采购规划者和绩效评价者。设立公共服务委员会的积极效应包括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集成化＂,有利于公共服务领域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相对分离,有利于加快推进＂四个分开＂。     

从系统论看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

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看,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是一个系统,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的目的就在于促进系统内的各构成要素的协同与整合.文章从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这一系统的现有行为特征出发,分析了现有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的不足,并进而对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完善问责制度是提升政府素质的必然选择

<正>问责制度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公共责任承担者行使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度具备明确的惩戒和监督功能,不断完善问责制度将有利于推动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高效率政府和诚信政府的建设,从而全面提高政府素质,推动法治型政府建设。一、完善问责制度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现代社会对政府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最核心的素质就是政府服务社会的素质,坚持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讨

文章主要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关问题。文章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底线生存服务、公众发展服务、基本环境服务和基本安全服务四项内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遵循三条原则,即受益均等原则、主体广泛原则和优惠合理原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服务型政府的首要职责,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四方面的歧视;消除歧视性供给、推进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改革思路主要包括: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建立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三个方面。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经过长期发展,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这五个国家在行政问责类型的多元化、行政问责方式的多样化、行政问责制度的系统化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的完善化四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对五国的行政问责制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亟需对官员问责作出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努力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努力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创新,要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理念,科学确立政府公共服务的重点,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四化"进程,努力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全面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以期为社会和民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和民众的公共需求。     

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的构建及完善

服务型政府在治理理念、发展目标、行为准则和服务模式上迥异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这些特征对政府问责提出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即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融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于一体。但当前政府问责在问责主体的单一性、问责对象的不确定性、问责程序的非制度化、问责结果的片面性和不稳定性等方面的缺陷,难以满足服务型政府问责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建立以四类责任为导向的多元主体问责的目标模式,并以法治环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大、政协、司法和社会问责为路径完善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     

政府职能转变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

政府职能要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转变,这种转变是为了积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倘若政府职能滞后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现阶段,随着社会成员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滞后是当前社会问题的焦点,在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探寻政府职能的转变途径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关键.政府职能转变不仅关系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自身的构建,也与能否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随着我国政府各项职能的不断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步伐也在不断推进.但是,我国区域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状制约着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进一步推进,主要原因是我国区域公共服务建设中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配置不足和标准不均等问题.因此,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不断发展生产力,同时从上述三方面着手实现我国的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     

问责制度建设下的递延权力问题研究

递延权力是一个新动向,它是以某一种公共权力中延伸出的领导干部身边的人的一种不具有实质性、不具有合法性的附庸权力.它在社会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但其实质都是公共权力的异化.要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权力递延.必须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问责制度建设对于防止公共权力异化、预防权力递延.实现公共权力的合法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

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与管理,直接影响与制约着我国整体公共服务发展的范围与质量。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与世界发达国家或中国发达地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其特点表现在行政控制与行政治理的统一等四个方面。在欠发达地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面临着一定的困难。欠发达地区要走出公共服务的困境,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公共服务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考究官员问责制度：误区与对策

“官员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对官员问责制度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把问责制度与引咎辞职相混同、与“打补丁”思想相混同、与“上问下责”相混同等。要通过规范权力授予机制,厘定官员问责的标准,建立监督机制,从而构建有效的问责制度。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法律思考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之一,而行政问责制度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阐释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路和方法。笔者围绕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法律的角度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