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与当代社会治理创新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回答了"为谁建设"、"靠谁建设"和"怎样建设"的关键问题,为今天的社会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从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优势和不足两方面看,当代社会治理创新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即坚持以人为本,建设服务型政府;重视精神教育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常态化建设;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和群众的作用,培育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重视制度建设,实现社会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倾力镇风民风建设 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立足镇情、挖掘优势,以北京猿人遗址为依托,确立了打造“周口店·世界文化传承示范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实力周口店、文化周口店、生态周口店”的目标。镇党委、镇政府大力发展本镇经济,提高经济综合实力。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着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不断提高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推动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打造家风民风共建的最大同心圆

在乡村治理中,家风是家庭道德的集中表达,民风是社会公德的重要表现。以家风建设推动家庭道德建设,以民风培育推动社会道德建设,将家庭道德的小圆和社会公德的大圆融合起来,营造良好乡村社会风气,培养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是深化乡村德治建设的必要之举。     

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科学决策、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民自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在于"契合度偏差",即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认知、运行监管、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尚未能很好地契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走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契合度偏差"困境,就必须优化制度环境,从价值认知、监管制度、能力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下功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论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与关键所在

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是社会和谐，其重中之重是民生问题，关键所在是制度建设。这需要上层性的组织与要素和基层性的组织与要素，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组织与部署下来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共同为我国当前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探析

先秦是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当时大国争霸、礼崩乐坏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先秦士人以开放的心态和伟大的政治抱负,为了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而纷纷著书立说.他们开始了对社会的探索和理性思考,建构丰富的社会思想.先秦社会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先秦社会思想的特点.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浅析先秦儒家的和谐思想

和谐是冬类所向往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和谐社会是人类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先秦儒家的和谐思想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对于今天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先秦法家的管理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先秦法家学派的管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先秦法家学派认为,人类所从事一切发展活动的根本原动力,源自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从管理学的角度,我们称之为利益驱动或经济动力。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自其生物本能,这种本能的存在决定了以下几个方面:人性的根本决定了人性教化的艰难性;人性欲望无限与物质资源有限的客观现实,人类在争利过程中缺乏公平有效的限制,导致人们“失礼法、失常性”的行为成为必然;人性趋利的现实性决定了脱离实际的教化效力有限。在先秦法家学派的理论中,荀子对于人性有这样…     

先秦道家和谐思想及其价值

先秦道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这一思想为现代人建构当代的和谐观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和理论借鉴．即提供了丰富的生态智慧、提供了深刻的生活智慧、提供了身心和谐的智慧。在实践上,它有利于生态和谐、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人的身心和谐。     

论朱熹的社会治理思想

朱熹以重现三代之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理想,他提出了教育教化、礼法相济、提供基本物质保障和进行财富调节等措施。在众多治理手段中,因为对教育教化作用的看重,朱熹以它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式。其治理思想体现了官方系统与民间资源相结合的特点,并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孕育的伟大思想,是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关系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主要包括社会治理合力论、社会治理主体论、社会自治重要途径论、社会治理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社会治理终极目标等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阶段。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村组织自治能力较弱、基层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农村政府财力相对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有差距等挑战。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方法论指导意义。     

先秦儒家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内容丰富：世界是一个有着客观规律的有机的整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是自然界的荣耀和光环;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认真挖掘回顾这些思想,对于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先秦学术的思想自觉

战国时期,由于思想自身的"突破"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思想界出现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从战国后期开始,随着统一帝国的即将来临,各家思想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并且一直延续到汉代武帝初年.这一趋势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对思想史的自觉意识;二是站在自家的理论立场对别家思想的有限吸收;三是抛开派别之争.企图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     

论先秦学术的思想自觉

战国时期,由于思想自身的"突破"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思想界出现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从战国后期开始,随着统一帝国的即将来临,各家思想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并且一直延续到汉代武帝初年。这一趋势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对思想史的自觉意识;二是站在自家的理论立场对别家思想的有限吸收;三是抛开派别之争,企图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     

先秦儒学与科举思想关系论略

自汉始,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之哲学体系,遂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之核心思想,其“道”、“贤”、“公”、“君子”、“闻达”等内容,为后世政治制度阐幽发凡,对“求至公”、“举贤才”、“尚君权”、“重声名”之科举思想之产生、发展与变迁,影响深远.以禄进贤,士人心性虽有万千气象之变化,或循君子贤士之道,自爱强志以求仁达;或饰正藏邪,巧言令色以图仕禄.然而,科举制度之总体设计,首重遴选严守儒家传统精神之士子“入仕”治政,故而科举思想正在于继承与阐发先秦儒学之价值核心,儒学最终得以走上制度化之昌盛,也正是借助了科举这一外在形式中之内在价值要求而得以实现.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论正名与社会和谐

先秦儒家在"名实相怨"社会背景下的正名思想体现着浓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伦理主张,无论是孔子的"为政必先正名",还是荀子的"正名",都离不开"明分使群"和"隆礼重法",都不同程度地以社会和谐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名实相怨和正名一般都是在社会制度发生重大转折、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剧烈转型、吏治腐败和荣辱观混乱的社会不和谐时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名与社会和谐的形成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名通过正德促成社会和谐;通过德政保障社会和谐;通过净化社会风气巩固社会和谐。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价值与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治理话语,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社会治理共同体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因此,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协调配合,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论陌生人社会的治理:中国经验的表达

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结构转型,给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带来了道德真空填补、社会信任重构以及基层治理变革等难题。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就要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契约规则规范陌生人社会中的行为、以现代信任文化融洽陌生人社会中的关系及以责任意识唤起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