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刑事司法互助协议》的理解和适用——以人犯遣返为视角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刑事司法互助协议》的签订,在共同打击犯罪、判刑人移管、司法协助、业务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显著作用,有力保障了两岸交往秩序与同胞权益。但是由于历史的、法律的和制度上的原因,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修补和完善的地方。     

关于《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法律解读

海峡两岸司法互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订对推动两岸司法互助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和意义。与之前两岸签订的有关法律文本相较,该协议文本内容规定的司法互助具有综合性、制度化和去政治化的特点。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两岸司法互助步入法律正轨,协议的性质及其内容本身的筒约性,两岸不同的法律文化和诉讼制度,以及台湾的政治格局都将构成对协议内容实现的诸多障碍。应关注协议签订后的两岸后续行为,以促成协议内容的法律化,推动两岸司法互助的发展。     

海峡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机制探讨——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场域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南京协议》)构建了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机制,但该机制并不完善。影响其成效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主体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协助主体的多层性和协助主体职权的复杂性;二是两岸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传闻证据的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差异、证人保护的差异、证人出庭做证义务的差异等。为深化两岸刑事调查取证协助应着力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协助程序的简化。体现为协助环节的简化和协助方式的简化。二是证据的补强。包括派员调查取证和远程视频取证。三是两岸法律制度的弥合。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论两岸共同打击跨境洗钱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问题

全球化的进展虽可促进国际社会互动关系更加密切,但同时也提供犯罪活动向外滋延的有利条件,使得犯罪型态趋向多元化、国际化、组织化。特别是在此两岸经济迅速发展及交流频繁下,两岸的洗钱犯罪明显有扩大趋势,洗钱者利用两岸在司法与管制上的差异,将洗钱活动移往之间,达成漂白黑钱、逃避司法追缉之目的,而目前两岸使用最频繁的洗钱手法,便是利用地下通汇方式,将资金游走于两岸。至于打击跨境洗钱犯罪的困境,便在其跨境的字义上,从犯罪人的角度而言,跨境洗钱犯罪的实施,便意味着增加执法机关诉追的困难并降低自己被捕的风险。因此,面对此跨境治理缺口,即管辖权的缺口、参与性的缺口、诱因性的缺口及功能性的缺口,未来两岸为了有效防制跨境洗钱犯罪,应以全球化治理的观点来检视两岸跨境洗钱犯罪的问题。所以,在立法政策面上,多做沟通、相互学习,并可参照联合国相关公约,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藉以缩小彼此法制的落差,以弥补诱因性的缺口。在司法政策面上,须强化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引入刑事诉追的移转管辖,以弥补管辖权的缺口。在实务执行面上,应建立两岸共同打击跨境洗钱犯罪合作平台,藉以建构防制跨境洗钱犯罪合作网络,以弥补功能性及参与性的缺口,共创两岸人民双赢的局面。     

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对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影响及对策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是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法律框架。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成效不仅受两岸刑事程序法影响,而且受两岸刑事实体法影响。两岸刑事实体法律差异下的罪名差异、同质异罪、同罪异罚等问题已带来司法互助中的管辖争议、合作懈怠、法公平性的损害等负面作用,并有形成两岸"犯罪洼地"之趋势。应经由"合作范围"去罪名化、商定两岸互涉犯罪之管辖条款以及自由裁量下的刑罚趋近等对策和路径,减少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的负面影响,以提升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成效。     

论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合理性重构——以刑事司法职权的介入为中心

刑事自诉制度是国家追诉犯罪、保障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如何确保被害人个人意愿的正当表达成为刑事自诉制度中的难题。国家刑事司法职权的介入对保障被害人意愿的有效表达以及防止其诉权不当滥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途径。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视角

如何实现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是犯罪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很多学者呼吁在我国设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但单一的经济补偿能否实现对被害人的有效救助值得怀疑.如果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视角来设计我国的被害人救助制度,则可以充分有效地实现救助目的,促使被害人重新复归社会.     

跨境毒品犯罪打击对策初探——以两岸四地的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为视角

目前,跨境毒品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给执法机构带来严峻的挑战。除了巨额利润外,两岸四地的特殊地理条件、需求关系以及司法制度的差异也是跨境毒品犯罪泛滥的重要原因。为有效打击跨境毒品犯罪,有必要加强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从警务合作程序、情报共享机制等方面入手探索应对之策。     

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法律性质与效果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形式架构在经历了对FTA和CEPA的争议之后,最终确定为合作框架协议模式,即ECFA模式。ECFA的法律性质应被认为是一国主权下,不同关税区政府之间,以增进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为目标,签订的部分内容受WTO调整的协定。ECFA的法律效果并不包含承认台湾地区具备在WTO框架下以其自身名义签署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缔约权。相反,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必须面对GATT/WTO相关规范,并接受作为非主权国家实体的国际法主体在对外关系权力上具有局限性这一学理及其规范,并在获得中国政府同意的基础上,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名义及身份(而非以主权国家名义)寻求同其他WTO成员方签订FTA及类似的协议,建立经济合作关系。     

昆曲 《十五贯》 的中国司法传统解读———以当代刑事司法改革为视角

昆曲《十五贯》通过精彩的法律故事展现了我国古代尤其是明朝的各项司法制度,生动地诠释了民间深层法律心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司法中延续至今的“清官情节”、“口供情结”和“命案必破”的传统,这对理解中国传统司法精神大有裨益,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论中日刑事司法改革与公民参与——以日本《裁判员法》为研究视角

以日本《裁判员法》的制定、颁布和施行过程为分析对象,我们发现日本的刑事司法改革注重吸收普通民众的参与。这种公民参与司法的理念对于当下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特别重要,在中国未来参与改革的主体、改革方式以及改革路径的选择方面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域外司法问责制度的考察与启示──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为样本

司法问责是修复因冤假错案而造成贬损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司法问责理论缺失和制度缺憾的现状,立足中国法治国情,有必要对域外司法问责制度的实践进行考察,借鉴其有益经验,以促进我国司法问责制度的完善。通过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司法问责制度的考察,基本可以认为问责制度的设计应当尊重审判独立原理,问责组织应当具有专门性,问责措施应当突出司法职业特点,以及问责程序应当规范化、法制化。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探析——以学生权利为视角

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在受指控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规定了二十二项具体内容，在普通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突出了尊重其平等参与权的特点。这些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充分体现了权利平等、正当程序、人民主权的思想，同时也让民主治校的理念成为现实，这些重要意义也能对我国高校学生处分程序制度设计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司法确认制度完善研究——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2012年8月31日,现行《民事诉讼法》再度修改,鉴于司法确认在高效分流案件、彻底消弭纠纷方面的突出功能,司法确认制度首度被纳入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在其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新设专节用于规范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司法确认重在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意在发挥社会救济与公力救济的协作优势,其多元合作、协力解纷的核心理念完美呼应了我国目前纠纷频发、诉讼爆炸的社会现实。以《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为背景,为助力我国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早日实现,对司法确认制度之历史与现实、立法与实践、缺陷与完善做一全面剖析和深入探讨成为必然。     

刑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构建论纲——《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背景下的期待与言说

司法审查机制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的缺位造成我国刑事诉讼的重大结构性缺陷,基于对审前程序中侦控权力运行的制约、为被追诉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考虑,审前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应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方向之一;审前司法审查的效力范围应当限定为有关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和审查起诉行为;司法审查之主体应为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我国人民检察院并不能担当司法审查之职能;司法审查方式可采取事先司法授权和事后司法救济的结合;其具体程序可按照司法授权程序、司法救济程序和公诉审查程序分别设计;此外,为实现人权保障和犯罪追究的协调统一,司法审查相应例外规则的确立也尤为必要.     

简析赌博机犯罪之司法认定——以“两高一部”《意见》为视角

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构成开设赌场罪即所谓的赌博机犯罪。根据《意见》赌博机犯霏的司法认定,应该包括对利用赌博机组织赌饵行为的性质认定、定罪标准、罪与非罪的界定和共犯、赌资、赌博机的认定等方面内容的考量。     

浅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为视角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交叉的情况层出不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据方面衔接出现的障碍,导致实践中大量案件的处理受到阻碍,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据方面的衔接,仍存在许多值得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现场询问笔录",实际仅是证人证言或者当事人陈述的一种载体,其实质仍是言词证据,如前所述,则不能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重新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