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责任的省察与重构

转基因农作物越境转移可能对输入和输出的国家和地区造成损害。在其法律责任问题上，既有学说从污染者负担原则出发，认为转基因农作物越境造成的损害应排他性适用民事责任。从规范分析角度看，此种观点具有局限性，污染者负担难以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而被证成；相关国际条约并未明确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的责任形式，而是允许缔约方适用现有国内法或者制定新的法律去解决。依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及时充分赔偿原则应为统帅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责任的法律原则。依照该原则，面向转基因农作物越境损害排他性适用民事责任不具有正当性，应当以民事责任和国家责任为核心构建类型化的责任体系。应依照因果关系的确证性对相关事实进行类型化区分，对因果关系可在经营者层面确证的损害适用民事责任，对不能确证的则适用国家责任，同时还应通过立法补正和法律解释的方式推动类型化责任体系在规范层面得以实现。     

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机制的实践困境与制度优化

知情同意机制是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基石，其理论基础在于个人信息自决权。在大数据时代，模糊的个人信息内涵导致知情同意机制流于形式，僵化严苛的知情同意原则难以适应维护公共利益和发展数字经济的需要。因此，个人信息保护应从“自我控制”模式转向“社会控制”模式，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风险评估构建个人信息综合治理体系，与此相对应，知情同意机制应从前端、静态转向动态、灵活。革新传统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机制并非舍弃知情同意原则，而是在坚持知情同意机制价值操守的前提下优化知情同意规则体系。具体而言，应当进一步完善匿名化规则，健全“同意规则”,细化知情同意豁免规则，实现信息安全与信息自由、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受害人同意与侵权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便是加害人的行为违法。加害行为一般均属违法，但有时因某种事由可阻却其违法。“受害人同意”即是阻却违法事由之一。一、“受害人同意”原则的涵义及其要件所谓“受害人同意”原则，是指受害人事先明确表示自愿承担某种损害结果，加害人在其所...     

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为了应对遗传资源利用中的"生物剽窃"现象,对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有效管制,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引入了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制度,并为各国建立国家与利益相关者的双重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确立了国际法框架。事先知情同意要求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应在其生物开发活动开展之前的合理期限内寻求相关主体的同意,在这段时间内相关主体可以根据获取申请者以合理方式提供的信息做到全面知情,并以特定格式就获取申请者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作出明确的、肯定的授权。     

论医疗知情同意理论

知情同意作为一项有利于实现医疗目的的私法原则,具有其独立的利益设计和价值取向。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是实现知情同意原则的前提,而知情同意理论的要件是具体落实知情同意原则的关键,其中判断患者是否具备同意能力是知情同意的重要因素。但在适用知情同意原则时应注意识别几种例外情势。为了切实保障知情同意原则的实现,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知情同意理论体系。     

隐私政策“知情同意困境”的反思与出路

学界普遍认为，个人信息处理中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困境主要表现于隐私政策场景中。“信息区分说”“行为区分说”和“动态同意说”等既有学说旨在破解“知情同意困境”,但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作为知情同意规则的理论基础的“理性人假设”与“个人信息自我控制理论”均难以应用于隐私政策场景，其根源在于私法自治固有的限度。隐私政策的格式条款属性和“有限理性人”的理论假设表明，运用格式条款规则规制隐私政策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一是运用订入规则，将网络服务者未履行提示义务的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排除在合意之外；二是运用黑名单、灰名单制度和诚实信用原则控制隐私政策条款的效力；三是运用解释规则平衡网络服务者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利益。     

知情同意原则下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几个问题--从一起患者知情同意纠纷案说起

知情同意原则所保护的客体是自我决定权。知情同意原则下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同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二者不能互相否认。医方违反知情同意原则的责任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该责任的构成要件可包括：(1)医师存在法定的告知义务；(2)医师未能将对患者的决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风险／信息告知患者；(3)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况下，患者由于选择了当前的治疗方案而受到伤害；(4)医师的义务违反与患者的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中，告知义务是否充分的判断应以处于同样情境的一个理性患者所需作为主要的标准；对信息“实质性”的判定应看一个与患者处于同一位置的合理审慎之人在决定是否对所建议的治疗做出同意时会对某一事实赋加重要性或将该事实作为一“决定性”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在因果关系存无的认定上，则要考虑若患者被充分告知实情他是否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决定。     

合同方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经验及对我国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或个人重要的经济性财产。《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文件中引入事先知情同意制度为各国通过强制性合同方法规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国利用提供重要的制度参照。然而,事先知情同意再国外的相关实践并不令人如意。对于强制合同中的代表问题,应采取一种审慎的方法:应采取国家主权与习惯做法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兼顾我国非遗源生地传统群体缺乏非遗交易特别是跨国贸易相关经验的事实。     

知情同意诉讼中的证据学:英美法的观察

在传统的医疗过失侵权诉讼中，为了体现行外人士对医疗这一专家型行业的尊重，医疗专家证言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知情同意诉讼，虽被归入医疗过失侵权诉讼，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医疗领域——诊断治疗——的情景。知情同意的独特性改变了专家证言在诉讼中的格局。在知情同意诉讼中，医疗专家证言的参与度和重要性遭到削弱。以患者为取向的信息披露标准的建立意味着法律的关注点已从“专家”整体转移到“患者”；对“医学判断”所管辖领域的精细分割也说明，医疗专家证言只应在证明医疗信息的感知和启用“医疗特权”上有应用价值，医疗信息的实质性判断已让位于一般人知识，而且对“医疗特权”的严格控制会缩减医疗专家证言的适用空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和选择影响到医疗专家证言和患者证言的地位变化．尽管存在“事后诸葛”效应．为了与知情同意法则之主旨相匹配，主观化的因果关系应是前进方向。     

浅析患者知情同意权

患者知情同意权理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它是指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履行充分告知义务后,患者依靠自身的认识理解能力,真实自愿的作出同意决定的权利。患者知情同意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知情、自由意志、有能力三个方面。患者知情同意权具有保障患者自决权实现、对抗医疗＂合理风险＂以及划分医疗责任等方面的法律效力。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建构简论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对于研究犯罪构成具有前提性意义。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三个基本前提的认识。犯罪构成不是法律，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具理论。犯罪构成的机能包括工具机能和理论机能。前者又分为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后者又分为整合机能，体系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犯罪构成模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适当解释，是否支持评价，是否和谐，是否经济。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主次顺序，不可等量齐观。     

程序正义的重心:刑事侦查程序论--兼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侦查程序中充斥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衡平,为此,侦查程序的架构必须突出程序的限权功能和体现程序的控权性,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置制约国家侦查权,防止其误用、滥用,危害人权。为此,侦查程序的发动、运行和终结始终应当受到程序法的严格控制,必须依循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宪法制度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变革的需求,首先是对宪法变革的需求。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和宪法监督方面还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宪法变革的重点,一方面是完善财产权的保护,重新确认公民的罢工权和迁徙自由权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是通过建立宪法法院,推行宪法诉讼制度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略论中共十六大的历史地位

从历史的比较、国外媒体的反响、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大会的过程和通过的政治报告等角度分析,十六大是一次成功的、顺利的并有新的理论建树的党代会。其理论贡献堪与党的七大、十五大相比。十六大将以其成功和真正继往开来的特点,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土地使用权流转若干法律制度设计

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已使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主要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改革显得十分迫切。现代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以效率优先计,应当构建包地大户的设备、技术强制认证制度和优地使用重税制度;以保障公平计,应当构建包地大户风险金政府提留制度,由国家统一土地流转合同文本,并同步建设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     

《食品安全法》之食品召回制度适用研究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对我国食品行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无疑产生重大影响,切实保障了食品行业的规范运行,尤其是其设定的相关制度,如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和评估制度、食品召回制度等,从法律层面上对食品安全加强了规范和监管。本文主要分析第53条确立的食品召回制度,从这一制度的立法动因出发,介绍了有关食品召回的相关概念;通过对本条的解析和对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仍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对我国食品召回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提出建议。     

论商事公告主体的变革

本文从商事公告的定义开始分析,抓住商事公告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保障交易安全,并结合历史和哲学的角度以及商事公告的效力问题得出将商事公告主体由国家机关转向商主体是大势所趋的结论。     

论强制执行对象的有限性

执行对象是有限的。其表现为:某些执行案件中只能对被执行人有限责任范围内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有条件的可以对人身进行强制执行;对某些行为、不作为不能强制执行。违反执行对象有限性的救济措施。包括撤销执行、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