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律渊源研究变迁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理学界对法律渊源的研究具有三个发展脉络。第一脉络为“立法渊源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脉络法律渊源学说呈现“本质渊源说”“表现形式说”“效力渊源说”和“混合渊源说”的发展逻辑。第二脉络为“司法渊源说”(始于20世纪90年代)。法律渊源学说从“法官法源说”精细化为“权威理由说”。第三脉络为“综合渊源说”(始于21世纪)。学界从立法和司法双重角度分析法律渊源价值和具体规范的法律渊源属性。回顾新中国法律渊源研究历程，可以发现，法律渊源研究始终围绕“法律渊源与法的表现形式”“法律渊源与法律方法”“法律渊源与法”核心争论点。法律渊源研究受国家法治建设发展影响、得益于国外法源理论且与学者研究视域有关，研究视角从法律渊源地位转为法律渊源适用，法律渊源内部理论逻辑与实践品性也逐渐完善。展望未来，法律渊源研究范式应超越制定法本位，研究场域囊括法治实践，研究目标致力于法律渊源体系，以构建实践性法律渊源理论。     

自省法学范式下中国法律秩序建构

中国法制建设正在遭遇法律“物象化”现象。一方面，法律秩序的“物象化”意味着法律越来越具备形式性与体系性特征；另一方面，法律逐渐脱离了民众的日常经验。转型期社会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既要追求法律的形式性和规范性，又要保持法律的实质性和开放性。如果忽视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共时性结构”，无论是传统的法社会学路径还是法经济学路径，均无法真正克服法律“物象化”带来的弊端。中国法律秩序在未来建构过程中，法律决定的正当性结构应当体现为“物象化”与“世俗化”的相互交错，即法律的形式化与实质化、规范性与认知性的相互统一。     

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与立法选择

我国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定位：其一，“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还是“一般行政法律规范加部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典宜选择仅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其二，“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具备法典体系性的“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其三，“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还是“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体系为中心内容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其四，“传统行政法律规范为主”还是“大数据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我国行政基本法典宜全面回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于编纂数字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明天!

诺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法诺”，集“法律”与“公证”于天成，“fa nuo”（法诺）与“notary”（公证）珠联璧合，涵盖着对法律的忠实承诺，公证人与申请人对法律的双重承诺乃“法诺”之精髓也。     

“享受法律”是法治新理念 《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刘武俊

“享受法律”，是笔者以学者的身份向包括公民和法人在内的全体法律消费者倡导的一种新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是一种“公共物品”，可消费性是这种“公共物品”的一大特质，法律可算是公民的消费品．“享受法律、消费法律”应当是现代公民崇尚的法治新理念和现代文明社会“法治化生存”的新模式。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明天！

诺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法诺”，集“法律”与“公证”于天成，“fanuo”（法诺）与“notary”（公证）珠联璧合，涵盖着对法律的忠实承诺，公证人与申请人对法律的双重承诺乃“法诺”之精髓也。     

“关系”影响法律运作的原理、机制与后果

“关系”具有情境中心主义的特征，其运作以情感为铺垫谋求工具性目的，并且容易形成超制度的义务性压力。“关系”本质上是私人性的，在制度运作过程中容易导致公私不分。“关系”以人情与脸面为影响法律运作的核心机制，人情能够产生超法律的义务压力，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正当化；脸面不仅可能对法律权力进行正向与逆向再生产，还有可能将法律权威异化为脸面的维护。“关系”不仅导致了合法与非法区分的情境化，也导致了法律与私德之间界限的模糊化，并最终使法律运作在结构形象上呈现为表里不一的双层交往系统。为克服“关系”对法律运作的不当影响，需要对法律领域的“关系”实践进行全面规范与限制，确立“关系”实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制度屏障，以及树立对于法律运作“表里如一”的制度信任。     

论法律至上

论法律至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吴光辉社会主义法律必须要有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简言之曰“法律至上”。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法律至上与“承认法律万能”，“否定党的领导”，“贬低人的作用”等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以至使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和实践...     

王振民：法治首先是宪法之治

人们对“依法治国”的概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依法办事却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这里的“法”或者“法律”，并非只是普通法律，而是指以宪法为核心由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代表一国最根本的法律规范和原则，体现了一国法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探源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孟为代表，后一阶段以荀况为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而“礼”和“人治”与“德”又是不可分割的，是“德”的补充和展开。     

试论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职能弱化的原因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就从本质上确立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地位。任何具体检察工作的运作都必须围绕法律监督本质属性而展开，不得偏离本质属性的中心轴。这就象“源”与“水”。“本”与“未”的关系。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法律的规定总会存在一些漏洞，从而弱化法律的实施效果。本文试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角度，对立法的缺陷以及现行制度的掣肘等方面的原因略陈管见。     

关于日本的依法行政

一、日本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根据法律行政原理”现代日本法律是在１９世纪后期日本学习西欧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其中，日本行政法（行政法学）中最为基本的原理，就是“根据法律行政原理”。１．“根据法律行政原理”的主要内容第一，“法律优先原则”（或“...     

“法律3.0时代”背景下的“法治中国”

按照时间顺序和发展内容，可以对现代法制进行三个阶段的划分，分别用“法律1．0时代…法律2．0时代”和“法律3．0时代”来标识。当代世界，以各国的国家法、国与国的国际法和区域一体化的超国家法为三种法律形态，已经步入“法律3．0时代”。三种形态共存构成了全球法律复杂多样的面貌，三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其中任一类型法律的属性、存在和运行，都会直接受到其他两个的作用和影响。我国目前面，临从“法律1．0时代”到“法律3．0时代”三重任务叠加的情形。向内，这指向从民主与法制到“法治中国”的全面建设；向外，这意味着应对、合作、参与全球性的法律秩序建设，其中包括法律规则制度、甚至原则理念的竞争。     

我国医疗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反思研究

医疗法律人才是“新医改”方案中“八柱”之一的“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本文以人才培养为视角，对我国医疗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总结与反思，进而提出相应建议，旨在提高医疗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     

律师事务所营销管理初探

一、法律服务市场现状的背景分析 法律服务市场是提供“法律服务”这一特殊“产品”的市场，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活动空间。要确定法律服务这一特定“产品”营销的定位和认识该“产品”营销的重要性，首先必须对法律服务这一特定“产品”市场的背景特征进行必要分析。     

论行政执法中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一在行政法上，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同于“法律”。“法”是先于或独立于“法律”之外而存在的社会权利义务关系，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社会法则或习惯规则，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律”则“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表达”与“实践”——以宪法定位与实践的背离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践存在较大差距和背离，这种背离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关于检察制度的质疑牙口争论。导致法律监督职能“表达”与“实践”之间背离的原因是法律监督立法本身不协调、法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移植法治”的路径造成检察制度多元混合体的弊端、制度变革中“立法推动主义”路径的局限以及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卷化”倾向等。“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引起理论争议从而削弱检察机关的权威，也可能促使检察机关采取推动法律监督立法、成立专门的诉讼监督机构等多种措施强化法律监督，以逐渐找回自身正当性的定位。     

论WTO“疑难案件”的裁判进路：法律原则

WTO争端越来越体现为一种“法律之争”。然而法律规则的默不作声、WTO规则体系的纷繁复杂和新技术的层出不穷，都给妥善解决WTO争端带来难题，并由此出现“疑难案件”。在法哲学领域，德沃金与哈特围绕“疑难案件”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德沃金强调法律原则的地位并提出“法律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解释概念”的经典理论，这与目前WTO争端中强调的整体性解释方法不谋而合，无疑为WTO“疑难案件”的解决打开一扇窗。以“规则”为导向的WTO法律体系不仅包括外显的规则，而且包括内含的原则；在重大“疑难案件”中缺乏法律原则的铺垫和支撑，甚至将导致对法律规则的误读。而WTO中国涉诉案例中法律原则的适用也表明，裁判者对法律原则的适用态度逐渐积极。对于法律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把握WTO法律体系，提高中国法律论证的水平。     

新科技时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挑战与回应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合为特征的新科技时代，不仅给法律领域带来技术问题和法教义层面的问题，也对法理学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学基本范畴形成挑战。对于这种挑战，大体有三种回应方式：部分基本范畴的独立范畴地位将被完全放弃（如“法律关系客体”“法律部门”），部分基本范畴的既有理解将得到彻底或部分重构（如“法律行为”“法律权利”），但也有部分基本范畴在新条件下应该得到坚定辩护乃至更好捍卫（如“法律责任”“法律主体”）。至于“法律”这一根本范畴是否需要重构，则仍无定论，有待未来通过充分的价值论辩来形成重叠共识。新科技时代并没有“肇生”全新的法理学问题，只是提供了“激扰”法理学知识体系、促使对既有理解进行反思的新语境。唯有对上述挑战作出及时有效的法理学回应，才能抓住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新机遇。     

再论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是瞿同祖先生作出经典论述的重要命题，学界对这一命题较少异议。本文在肯定法律儒家化的前提下，基于不同的法律观和历史观，对该命题提出了诸多不同理解。本文认为瞿先生的法律观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仍较为偏狭，主要体现在将“礼”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以及忽略了对体现君臣关系法律的考察。体现君臣关系的法律事实上受到法家一以贯之的重要影响。此外，瞿先生夸大了“礼”的差别性，导致他对儒家和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把握出现偏差。本文认为，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处于不断的迁流演变之中，其内部也充满了冲突和丰富性，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儒家化呈现出不同特征。法律儒家化是秦汉以至明清法律发展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其前提并非如瞿先生所论的“纯本法家”，唐代法律也并未真正“一准乎礼”，唐代以后法律的精神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