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国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

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范式曾备受推崇。清末时期,革命派曾主张要将现代中国建设成为种族与文化上均质的民族国家,但为了不至于中国分崩离析,最后向支持五族君宪的立宪派妥协,从而使更具包容性的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初年的国家建设方案。然而国民党并不真正接受包容性的国家建设,而是倡导建设种族与文化单一的民族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是试图进行国民整合,将多民族人口整合为高度同质的人口。中国共产党则认识到建设容纳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国家不仅完全可以实现,且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家建设方案上拥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团结国内各个民族,增进各民族对新中国的共同认同,中国共产党强调国家的人民属性,建构了一套超越民族同时又联结各民族的“人民”话语,同时在政策层面尊重并保护各族人民的民族地位和政治权利,从而成功进行了建设人民国家的实践,实现了对民族国家的超越。     

近代中国边境界务与民族国家的早期塑造

世界近代史发展脉络的实质,包含两个不同侧面:由工业化、商品化导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由民族主义诉求与民族国家兴起而导致的政治多元化趋向。具体、细微地研究近代中国边境勘界界务史实,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边界确认过程中,揭示出民族国家早期塑造之内涵,进而也凸显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由民族国家趋向导致的政治多元化的客观存在。     

从西方政教分离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现代国家作为一种秩序模式,是西方近代历史的产物。信仰分裂和宗教内战使中世纪的统一秩序解体,与超越性真理分离的政治力量定型为现代国家。由此,国家只维护一套形式上和平的秩序,只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不再看管人的内心。中国在探索现代国家的建构之路时,除创设和借鉴制度之外,更需要寻找、培植相应的认同机制和力量。     

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浅析

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的显著标志和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在中国推进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也伴随着中国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设的演进过程实现了从无序到有序扩大的发展。本文拟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维度,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视域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企望为推进当代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一定的参照。     

马克思的国家形态学说 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

马克思把国家划分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两种形态。它与四种国家类型说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划分是基于马克思的五大经济社会形态说而作出的,其经济基础的划分标准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方式,着重回答"国家是哪个阶级的代表";前者则是以社会三大形态说为基础的,其经济基础的划分标准则是生产力水平和经济运行机制,重点回答"国家如何代表这个阶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基础之上、以人民主权为价值取向的代议制国家。然而,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使现代国家的价值原则和制度安排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而需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完成。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其现代国家建构,必须遵循人民民主根本原则,必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必须与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同步伐,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国家制度体系。     

论现代社会保障的价值维度

现代社会保障是经济、政治和伦理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价值观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保悼的产生和发展。国家为什么应该为社会成员提供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保障最基本的价值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价值基础。     

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思想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思想丰富多彩 ,本文论述了近代以来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发展思想 ,结论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发展思想代表了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 ,即中国社会发展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国家政权维度解读党的执政能力

按照国家政权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具有科学判断形势和正确制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领导和驾馭市场经济的能力;社会整合和利益整合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最长繁荣期

从1978年至今的29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是近代历史上持续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以至海外媒体预测中国经济即将超过德国而居世界第三位,但继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近代以来中国志愿服务的变迁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志愿服务的变迁,可以分为近现代和当代两个历史阶段,且能始终紧扣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多重动力的综合作用下,沿着先"民间",后"官方",再"官方为主、民间为辅"的社会服务事业的变迁轨迹,呈现出断裂与延续并存的变迁景象。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社会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志愿服务将会成为由政府、民间协同推进的一项专业化、职业化和时代化的社会福利活动。     

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公民身份变迁

公民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发源于西方的公民观念及制度,如何实现本土化的转化,并服务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从公民观念、公民身份制度两个层面来探查近代中国公民身份的变迁,以此了解中国特殊的变迁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西方公民概念不同的内涵,有助于我们运用公民身份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做出一定的思考。     

构建民族—民主国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政治思想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用政治学理论重新梳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是当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反帝反封建或＂救亡＂与＂启蒙＂只是中华民族争取国家独立、政治民主的手段,不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构建现代民族—民主国家。在政治发展背景下构建民族—民主国家的思想历程应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主轴,更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政治发展史的全新视角。     

中国梦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那段最为艰难曲折、最为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其中的养分太多了,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东西太多了,值得我们今天警醒和借鉴的东西也太多了。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首要目标.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政治革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历史重任,也使中国政治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有关国家主体资格在近代中国国际法中的认知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法主体的探讨,始于对世界情势的全新认知,对中国国家地位的重新判定.一方面,这一认知意味着对中国人文传统中极富特色的“天下观”的颠覆,“万国同存”的意识是中国人理解“国际”、接纳国际法的观念前提.另一方面,这一反思也带来中国国家意识的唤醒,对中国国际定位的修正,恰好培植出系统研究国际法主体的土壤.国人融入所谓文明国家体系的努力反映至国际法学的研究中,便表现为对欧洲国际法学主体理论的系统接收,以及在敏锐地追随时代趋势的基础上为中国立足于国际社会所应有的地位与权益寻找积极支持.     

海洋秩序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

从海洋秩序的角度分析解构传统中国海洋性因素缺失的原因,可以看到由近代西方海上强国主导的海上霸权秩序,对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刺激了近代中国海洋性因素的生成与培育,而且还形成了影响中国长远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逻辑起点与张力——基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的分析

晚清以来,现代性的冲击造成了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就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政治回应。晚清政府因其软弱性、新兴阶级因其离散性而都不能担当起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只能由政党并且只能是共产党来完成。然而,共产党对“总体性危机”的应对造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政治惯性：一是社会动员型政党的体制延续,二是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惯性。在这两大惯性之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着主体张力、基础张力、共识张力和制度张力。     

有关国家主体资格在近代中国国际法中的认知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法主体的探讨,始于对世界情势的全新认知,对中国国家地位的重新判定.一方面,这一认知意味着对中国人文传统中极富特色的“天下观”的颠覆,“万国同存”的意识是中国人理解“国际”、接纳国际法的观念前提.另一方面,这一反思也带来中国国家意识的唤醒,对中国国际定位的修正,培植出系统研究国际法主体的土壤.国人融入所谓文明国家体系的努力反映至国际法学的研究中,便表现为对欧洲国际法学主体理论的系统接收,以及在敏锐地追随时代趋势的基础上为中国立足于国际社会所应有的地位与权益寻找积极支持.     

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心态的变迁探究

在列强的步步紧逼之下,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心态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从自大转向自卑,甚至部分人产生了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凸显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多重变奏。     

近代中国的文化困境与文化使命——从近代中国文人之死看中国文化

在历史文化语境的不断变换中,人之现世生存的价值问题,濒临价值的凌乱与虚无生命何往的问题仍一次次以中国近代文人自杀的形式提示着它们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确乎到了认真思考自己现代使命的关头。仅就在世价值信念看,时下热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潮都难以成为汉语思想真正的现代使命。把个我的在世性价值交付给现代性授权的权威,人固然有了一个庄严的归属,却也不堪其重,在深重的压抑感中,人们呼求自由。在后现代生活空间里,人以肉感的沉醉取消价值追寻的高蹈,卸下满身的重荷狂歌曼舞却时感悬着浮游的恐惧、无家可归的冰冷,又无法不在无法承受之轻中渴慕归属。中国文化的现代使命既不是思考如何禀有提供现世沉重的权柄,也不是探求如何使人置身失重的游戏空间,而是为现世提供一个足可承负人的在体性裂伤,足可抱慰徘徊在价值虚无的边际孤苦无告的灵魂的真实价值信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