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处理不应适用调解

交通事故处理不应适用调解□张盛国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应裁决

湖北在交通事故处理中，损害赔偿调解仍是公安一个费时费力，令公安机关感到十分棘手的环节。本文结合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弊端，来说明现行的损害赔偿调解模式已不适应当前的新形势，进一步提出对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处理应该裁决的观点。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由公安机关先行调解的质疑

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由公安交警部门先行调解存在一些弊端,应改由人民法院直接处理更为合理合法,这样可以加强监督机制,加快案件审结速度,改变执行难的状况,也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对其中具体的揉作程序和应注意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交通事故责任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法律性质、主体方面、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可以简化处理交通事故的程序,方便当事人,节省诉讼成本。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适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以来,社会各界对该法设立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认识不一,特别是该法授权国务院制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简称《条例》)至今没有出台,更是引起了具体适用中的混乱。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条例》出台前,道路交通安全法能否作为适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依据,亦即道路交通安全法设立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否须待《条例》实施后再具体适用。笔者认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作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设立的法律制度自然随着该法的实施而实施。一、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5月1日实施,该法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其设立…     

浅论反右运动——兼与胡连生同志商榷

第一,关于反右运动的总的评价。 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大鸣大放机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党对这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击是必要的,但问题是严重地扩大化了,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因而从全局来说,反右运动应该予以否定。胡连生同志在《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发表的《“反右斗争”新析》一文中正是持这一观点,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为了否定这一场政治斗争,“反右斗争”以改提“反右运动”为好。     

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简论——兼与王健同志商榷

王健同志在《青年思想家》1990年第2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三层次说》一文,构思独到,观点新颖,笔力雄健。文中不少地方闪烁着理性的光芒。作者的本意也是旨在澄清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论争,用清晰的理论来支持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但是,一种理论观点能否立起且具有持久的魅力,并不取决于其观点的新鲜和论述的得力,也不取决于良好的愿望。而局部的光芒更不足以辉映其整体的空洞和苍白。社会主义思想从诞生那天起,就展开了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在人类的思想历     

蔡锷参加同盟会考——兼与戴建国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研究与评价蔡锷的讨论中,对他的党派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从他出生成长的湖南,到他建功立业的云南,都有人把他说成是既未参加同盟会,也未加入过进步党的“不党主义者”。《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刊载的戴建国同志《蔡锷党籍考》一文,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他引了许多失实的史料,得出“总之,蔡锷不是同盟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他也没有参加过进步党,他仅仅参加过统一共和党”的结论。本文拟重点与之商榷。     

略论理性认识的内容——兼与王永昌同志商榷

关于理性认识的内容问题,是认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理论问题。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功能以及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一系列基本原理。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并对王永昌同志的有关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略论自然美的本质——兼与崔自铎同志商榷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自然美的本质在于“自然的人化”。提出这个论点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关于“自然的人化”的思想。这就是说,要从自然和人、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关系中去研究和分析自然美的本质。以下从两个方面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并以此就教于崔自铎等同志。一、从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辩证关系中来揭示自然美的本质崔自铎同志在《关于自然美的若干问题》一文(载于《理论月刊》1986年第8期)中表示,他不赞成“离开人的生活,离开自然和人的客观关系,自然美便不存在”的看法。他写道:“我们可以说,在宇宙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只有自然美,但却没有社会、没有审美主体和审美意识存在的时期;     

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看了孙达人同志所写《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见《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瓦岗军》),受到不少启发。作者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是必要的,但若把这种分析绝对化,势必把人们引入“唯成份”论的死胡同。因此,对于孙文的基本观点我又是不能同意的。这里,谈几点粗浅看法,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此案能否适用调解处理？

派出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对本案做调解处理是错误的,是一起明显的执法过错。     

关于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移交法院有关问题的思考

1991年颁布的《道路交通故事处理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其中最突出的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的问题,将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移交法院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有益探索。文章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移交法院的必要性及随之而来应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案构成流氓罪──兼与李鸿斌同志商榷

本案构成流氓罪──兼与李鸿斌同志商榷汪端阳《人民公安》第１９期刊载了这样一则案例：今年严打斗争中，某地摧毁一犯罪团伙，该团伙除犯有明显的流氓、抢劫和强奸等罪行外，还有一起这样的行为引起办案人员的争议。某日下午，甲、乙、丙、丁４人见一外地货车停在公路旁...     

辩证思维适用于构建和谐社会——兼与张奎良教授商榷

不能简单地把思维方式的性质看成只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否定辩证法、革命辩证法、矛盾辩证法都是对辩证法实质的规定。和谐思维是辩证思维的组成部分,辩证思维适用于构建和谐社会。     

论行政协调的主体——兼与侯春山同志商榷

在讨论影响行政协调的因素和加强行政协调的对策时,往往涉及谁是行政协调的主体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候春山同志撰文说:“各级政府和各部委的协调机构是办公厅,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主要履行政府或部委内部     

论柳宗元的生民史观——兼与瞿林东同志商榷

《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刊载了瞿林东同志的一篇文章:《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以下简称瞿文)。该文对柳宗元在古代历史理论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为柳宗元思想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文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如指出柳宗元《贞符》与《封建论》的思想有共同之处;他的史论“是从对历史的宏观整体来阐述自己的见解的,因而鲜明地带着哲学的形式”等等,都非常深刻,使人受到启发。但读过文章之后,还觉得有些意     

浅谈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机制——兼与辛向阳同志商榷

辛向阳同志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层次性》(载本刊87年第2期)一文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分为四大结构或曰四大类,在此基础上,又把其表现形式区分为三个层次,对此,本人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层次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进行的结构性分析,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也谈祝福意识和忧患意识——兼与张雄同志商榷

张雄同志在今年第二期《探索与争鸣》上发表的《从祝提意识走向忧患意识——对十年改革思维模式的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从哲学的高度,把文明发展的过程与思维模式的变换联系起来,认为祝福意识是改革成功的思维障碍,忧患意识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强调危机,提倡“忧患”,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反思》一文过份夸大了忧患意识的作用,同时也偏激地否定了祝福意识的功能,只看到它们的对立,不分析它们的联系和统一。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