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廉政思想

西汉大儒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廉政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爱民主张，强调“义”在廉政中的重要作用。在董仲舒创造的“天人感应”说里，也反映了他试图借天意约束皇权的思想。董仲舒还强调对官员的监督管理，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董仲舒的主张对于巩固大一统的封建政权，保持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都有积极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浅析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

董仲舒作为汉初大儒,是儒家的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值得我们去细细研究。本文从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理论为出发点,阐述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知识卡片

类别____ 编号____ 经义决狱“经义决狱”,亦名“春秋决狱”是指封建时代办案时,不适用法律条文,而以儒家经典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经义决狱”始创于西汉的董仲舒。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依据儒家经     

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在儒家德治、礼治思想的反思和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中,董仲舒阐释了其德治思想。其德治思想的突出内容有三:其一,执政者要有德,有德是内在德性和外在德行的内外合一;执政者有德不仅能成为人民的楷模,而且是实行合理政治行为的根据。其二,执政者以仁义礼乐教化人民,唤醒和培养他们内在的仁义之质,人民自然应礼、中道,由他律的道德提升为自律的道德。其三,董仲舒为儒家的德治政治建立了天道的神圣根据,从而加强了执政者实行德治政治的责任感。     

论董仲舒的五行思想

五行之间具有相胜与相生两种作用。战国后期,邹衍根据五行之间的相胜(相克)作用解释历史朝代的转移。西汉中期,董仲舒创立了五行相生说,以五行之间的相生作用解释儒家“忠”、“孝”的人伦准则。董仲舒以天之五行解释人之五官、五常、五事,把五官、五常、五事组入到五行构架中形成了“五行范式”。     

“屈君伸天“与皇权专制——董仲舒法律思想新论

本文重新诠释了董仲舒的思想对于皇权专制主义的双重影响,指出其思想中"屈君而伸天"的一面如何在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带来了对于皇权的适当制衡,使儒家一方面意识形态化,一方面官僚体制化,从而形成与君主制之间的基本对立.并重点从董仲舒法律思想的五个方面(天人感应论、三统循环论、灾异论、三纲五常论、君臣离合论)进行了分析.     

试论儒家道德与封建司法制度

我国自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起,儒家思想被赋予神圣的地位。从两汉到明清,各封建王朝都一直把儒家伦理思想奉为处理德、刑关系的指导思想,把坚持儒家道德与法律作为互为表里的结合,把德、刑并用,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取向分析——论李觏与朱熹对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不同梳理

孟子的“四德说”和董仲舒的“五常说”通常被认为是关于儒家核心价值体系较为标准的概括，在儒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宋代儒学复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则侧重于分析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儒家功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李觏把礼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心，以之统摄其余；理学大师朱熹则将仁作为最高的范畴，以之兼摄其它。两人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思想体系内在理路、学术传承的不同，也反映了儒家内部关于社会治理思想的不同取向。     

诚论儒家道德与法

我国自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起,儒家思想被赋于神圣的地位。从两汉到明清,各封建王朝都一直把儒家伦理思想奉为处理德、刑关系的指导思想,把坚持儒家道德与法律互为表里的结合,德、刑并用。奉为治国方略。正由于如此,中国封建统治     

汉代“春秋决狱”的判例机制管窥

一《春秋决狱》散见的判例钩沉董仲舒是汉初公羊学大师，长于治《春秋》，《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其依据即《春秋》等儒家经典。《后汉书·应召传》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任，朝廷每有政议，数谴廷尉张场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232事。动以经对，言之评矣。”可知董仲舒本人撰著了《春秋决狱》一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录《公羊董仲舒治狱》16卷，《隋书·经籍志》、们B唐书·艺文志》均载有《春秋决狱》10卷。惜乎唐以后散佚失传。《…     

法制建构与人性善恶的角色分配

（一）“性善”论与中国的人治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中，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性善”思想就已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成为为专制政治辩护最有力的工具。     

论秦汉律中不孝罪的认定——从杜泸女子甲和奸案到春秋决狱

杜泸女子甲和奸案是《奏谳书》中涉及不孝罪的两个案例之一,由此可以一窥汉初对"不孝"的认定标准。武帝时期,董仲舒春秋决狱将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引入到与"孝"有关的犯罪的考量中,对罪与非罪做出了重新界定。这一变更体现了运用儒家经义以个案衡平的方式对由秦律继承而来的法律体系进行逐步变更。     

略论牟宗三的董学研究及其意义

董仲舒在两汉哲学史或思想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牟宗三的董学研究不仅将董仲舒与贾谊以及汉武帝前后连通统贯起来,而且将董仲舒与西汉的复古更化运动以及“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方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论述了董仲舒思想的伟大贡献及其合理性,同时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牟宗三在其董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将历史、政治、文化以至审美与哲学相...     

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

董仲舒的儒学是天学,但惟有日用伦常才是董学的真正归宿。董仲舒强调“五常”始终是帝王执事和国家政治追求的目标。《春秋繁露》里,董仲舒把“仁”解为“天心”, 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而在于天。董仲舒还指出,“仁在爱人,义在正我”。在道德实践的具体操作中,仁发于外,惠及广远。而义则发于内,从我做起,严格自律。这显然已与先秦以来各家学派“血亲为本”的仁义主张形成了鲜明比照。     

西周至汉"德治"思想解析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从西周开始,经春秋到西汉就已理论化.西周周公代表的春秋时期的德治思想以"仁政"为核心,是长期统治实践中德与刑价值选择的结果;汉代董仲舒继承了春秋德主刑辅思想,并进一步强调道德教化的治国工具作用,将儒家的德刑观进一步系统化,建立了"大德而小刑"的法律思想,使古代"德治"思想最终形成,从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董仲舒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

董仲舒以儒学为主,糅合各家思想,建立了以"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家庭伦理思想,适应了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实现了伦理和政治的统一。系统研究董仲舒家庭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家庭美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董仲舒》一书中几个重要问题之商榷

周桂钿先生在与吴锋先生合著的《董仲舒》一书中认为 :文翁“起学堂”在“文帝末年” ;汉武帝尊儒采纳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 ,而且“尊儒是假” ;“董仲舒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 ;《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专为董仲舒一个人出的考题等。其实 ,文翁“起学堂”在“景、武间” ;汉武帝尊儒主要是田在武帝六年所为 ,应当说“尊儒是真” ;董仲舒即使参加了“召贤良” ,也不会在对策前就被排在第一位 ;《天人三策》的第一策应为公共试卷。     

董仲舒人性论发微

传统的观点认为性三品是董仲舒人性论的基本思想,这个看法是站不住的.董仲舒对人性有许多论述,而性三品并没有进入董仲舒人性议论的正题.董氏提出了“性者质也”的命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中有善、恶两种因素,人性可以概括为性善情恶,而性善情恶不过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善情恶,所以人待教而善.对于孟子的人性善论,董仲舒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他说:“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     

董仲舒“天人三策”管理思想蕴含及启示

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独创了"新儒学"体系。"天人三策"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书"的奠基之作,为汉武帝的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天人三策"提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梳理解读这一思想在天人关系、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的核心内涵,从而可以现代管理的视角予以积极借鉴,因人制宜,采取不同管理方式提高效率;以人为本,德法结合推动管理有序运行;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适应一体化发展趋势。     

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赋看汉武帝时代的“士不遇”现象

重贤士、好大赋是汉武帝时代的特征之一。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是武帝时代不同类型士人的代表 ,三人的思想、性格、经历、结局都不相同 ,却都写下了“不遇”之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这三篇赋 ,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武帝时代的士人风貌和文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