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和机制遏制潜规则

问责制度是对于重大事故或事件进行一是责任追究,二是责任后果的承担(惩治). 责任追究制度早已有之,历史上,凡发生事故或事件之后都要追究具体人员的责任,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即不仅包括惩治,而且包括问责程序在内的制度)的建立则是在"非典"之后.     

行政问责制走向刍议

探索行政问责制的走向,对于行政问责制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使行政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必须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由以同体问责为主走向同体和异体共同问责,由事后问责、问题问责、火线问责走向全过程问责、常态问责和终身问责,由外部问责走向内外部结合问责,由以政治问责为主走向政治与道义问责并重。     

被问责官员“复出”现象论——以行政责任类型化为起点

问责制度的实行使"责任政府"这一理念得到落实。但从问责制度实行开始,官员"复出"现象频繁出现,问责的效果大为减损。作为"复出"现象的前置程序,问责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不合理"复出"的泛滥。文章梳理了从2003年开始实行问责至今的数据,意图利用逻辑命题分解"责任",并将之类型化,进而实现问责结果与"复出"事项的贯通接合,达到规制官员不合理"复出"的目的。     

论我国地方政府问责的特点及完善路径

从2003年开始,＂问责＂一词逐步进入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视野。人们对于＂问责＂来实现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对问责的制度建设要求越来越强烈。但随后爆发出来的一些弊端,使人们对于问责制所起到的作用产生了怀疑,降低了人们对该项制度的信任。本文将结合案例,探讨对地方政府问责制度的特点及完善路径。     

关于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思考

行政问责法治化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科学内涵、基本原则和意义的基础上,从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加强行政问责执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以期对全面推进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责任型政府有所助益。     

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几个问题研究——安全生产问责的另一种进路

特定问题调查制度是重要的法定监督形式,但在安全生产问责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国应当完善调查的启动机制,加强组织保障,赋予特委会必要的法律武器,以程序规范调查过程,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使这一制度从规定落实到实践,保证问责的公正、权威。     

行政问责对象法律救济制度研究

时至今日,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正式走向法制化。然而,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限制了问责对象权利救济制度走向成熟,进而成为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障碍。本文拟说明行政问责对象救济的必要性,并且针对我国立法现状的不足提出了新的制度构想。     

如何走向真正的问责制

自2003年非典时期两位政府高官因未能恪尽职责而去职以来，问责制度开始在中国露出一角。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又有多位官员因失职而丢掉原有职务。可以预见，如果能够走向健全成熟并能在制度上加以配套，问责制度将继党时民主和村民选举而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

通过对重大问责事件(案件)和规范文本两个样本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与规范层面的种种面相。应当从问责事由、对象、方式、程序、免责事由以及通过媒体的公众参与来重新构建问责制度,同时需要从理论上突破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传统理解。行政问责制度产生于我国政府内发的一种自觉,应当成为回应社会诉求的基本方式,应当是公众舆论监督与行政内部追责相结合,以对外回应性的责任方式为主导的一种机制。     

构建常态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处于初级阶段,近几年发展较快。但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未形成。形成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国要借行政问责风暴为契机,使行政问责制走向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