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基本理论之讨论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基本理论方面,不同流派观点各有分歧。通过对多种知识产权理论的分析,提出产业政策论是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主导理论之一。没有产业利益的考虑,知识产权制度就不会实现其社会功能。在立法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规范表达了一国产业政策的目的,反映了一定时期产业界的利益需求;在司法和行政执法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则落实了产业政策目标,形成与产业发展的互动。     

评对李嘉图一个正确观点的错误批判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决定条件是“一元”的,即它们的价值均决定于“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而理论界流行的观点则认为,李嘉图的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决定条件是“二元”的,即农产品价值决定于李嘉图所说的最差条件,工业品价值决定于中等条件。本文认为,工农业产品价值决定条件上的“二元论”者对“一元论”的批判,是人们运用错误理论对一个基本正确的观点的批判;“二元论”源于人们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误解。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主观罪过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原理，犯罪的主观罪过是成立犯罪的必不可缺少的要件。行为人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故意或过失，即无罪过，则只能属于意外事件，不能认定为犯罪。同样在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中也有相同的观点，英美法系国家对此有这样一个刑法格言，“无犯意则无犯罪”，原文用拉丁文表述为“actus non facit reum nisi mens sitrea”，而大陆法系国家则表述为，“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     

对象即方法：法官事实认定的心理学分析——对苏力“黄碟案”演讲的再思考

语境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者理论联系实际等论证方法的过度运用令人生疑。一是在把握事实方面,自己树立一个假想的靶子进行批判,而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或者分析,或因假设前提错误,或因不存在因果关联,而导致结果不能证;二是教条的、无原则的具体分析,借题发挥的普遍联系,因为多走了一步,真理就转化成了谬误。为方法而方法、为批判而批判可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研究思路。而“对象即方法”的研究思路可能是法官事实认定的心理学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     

法外情、德性及其他

这里所谓“法外情”不是“法外施恩”那种。“法外施恩”往往离“徇情枉法”不远,如今已太多太滥,以至人们迁怒于“人情”,以为造成“执法不公”是“人情太多”的缘故。其实,就像南方年年发大水而北方年年闹旱灾一样,在干扰法律严肃性之“滥情”现象充斥司法领域的同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却是人情冷漠、毫无同情心的现象。随手拈来一例,即足以触目惊心:报载,2003年8月19日清晨,沈阳八一公园,一宛姓男子遭到四名歹徒抢劫,当时在场的七旬老人那来福喊了几声“抢钱了”,即被歹徒殴打至头骨多处粉碎性骨折,送进医院后不治身亡;事发现场有许多人,…     

制衡的法理学——读O·列依斯特的《三种法律思想》

<正>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O·列依斯特在其《三种法律思想》一文中,对他称之为“奠定了法学理论基础”的法律思想——规范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道德法学派(又称自然法学派)——进行了别具慧眼的分析和匠心独运的概括。他认为,三种基本法律思想各有依据和系统批判其他学派的观点,各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难以互相取代的理论地位。最终形成相互批判、相互补     

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理论著述的早期著作、在其著作时期,马克思的哲学观处在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过程.马克思在文章中发表了下述精辟的理论观点:论述宗教的质,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人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及其总的理论宗教的颠倒性世界及其理论是相对于世俗世界及其理论的批判性表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述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论述现存社会制度的物质性,指出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论述理论对群众的思想武装意义,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论述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功用关系时,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倚天裁微软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金庸先生《倚天屠龙记》中这段广为传诵的话用来形容时下的微软公司再恰当不过了。微软公司仿如软件至尊,比尔·盖茨恰似业中盟主,而“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屠龙宝刀正是Windows。 软件业的大小群雄莫不想挑战微软,比肩盖茨。但是,无论单打独斗还是相互联手,在威力无比的Windows面前,他们都铩羽而归,败得溃不成军。谁堪与软件霸主微软匹敌?敢与Windows争锋的“倚天剑”何在?！     

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客观归责理论和相当因果关系说都是实质的归责理论,它们都要解决把结果视作谁的“作品”的问题。如果仅仅考虑个案处理,即便不采用客观归责理论,单纯运用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疑难案件也能够得到处理。但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方法论上有诸多缺陷,而客观归责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优势非常明显：用多重规则确保检验时没有遗漏;建立正面判断和反向检验交互进行的检验标准;展示一般预防的刑罚效果;凸显评价的层次性、充分性;确保刑法判断的客观化。我国刑法学者否认客观归责理论,主张在因果关系判断时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再通过故意、过失限定归责范围的观点,貌似有理,但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的错误。如果在进行客观归责判断时,根据一定的检验标准,根本就不需要将某个后果这一“杰作”算到行为人头上,也就没有追问其有无罪责的必要性、可能性。客观归责理论主张对故意犯、过失犯的认定,可以将原本就应该放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考虑,但过去一直被错误地置于责任中分析的要素提早到客观归责来思考,使之实现犯罪判断要素的正确“归位”。因此,客观归责理论只是强调客观判断必须优先进行,不会模糊三阶层理论。如果充分认识到客观归责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意义,同时,为了确保司法上不出错,肯定客观归责理论,并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内容融入客观归责中,就是我国刑法理论未来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978年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 ,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 ,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 978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理论及其新发展

就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实在国际法而言,目前只有国际条约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国际习惯还没有形成.但从类似“保护的责任”这样的新视角中,可以发现一些“最低限度的一致”已经存在,那就是: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界限的,对人道主义的维护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最低限度的一致正是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前提所在。在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激烈辩论与交锋中,一个重要的隐含成果,就是对上述前提的分享。遗憾的是,过去人们往往只关注交锋的喧嚣,却忽视了这一隐含成果的存在。而尽管“保护的责任”注意到并运用了这些“最低限度的一致”,但其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取的。     

司法理念的除旧与布新——以1952年司法改革对旧法观点的批判为素材

1952年8月启动的司法改革运动,对旧法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旧法观点的主要危害是“共产党法院,国民党掌握”。肃清旧法观点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组织整顿的方式,将旧司法人员清除出司法机关;加强思想教育,排除法官头脑中的旧法观点。这次司法改革也确立了一系列新法观点：方便群众诉讼,依靠群众办案,服务中心工作,有错误即改正。当下,我们应该就1952年司法改革对旧法观点的批判作进一步的思考。     

民事立案的条件不应太苛刻

在加强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民事审判工作日益发挥其职能作用,人们地民事法制观念和法制信任感在不断增强,群众的诉讼权利和财产权益越来越广泛地受到法律保护。但目前有些审判机关,由于人力不足,或其他原因,对民事立案,出现了种种较为苛刻的条件。例如:一、“不清不立”(即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不予立案)。二、“不结不立”(即积案不结,新案暂不受理)。三、“不调不立”(即未经调委会调解的不予立案)。四、“无人不立”(即民庭人员少,限制收案)。五、“选择管辖不立”(即当事人可在两地法院诉讼的,相互推诿,不予立案)。总括上述种种不立案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某些审判机关出于主观困难的考虑,而非严格依法办事。结果造成了群众“告状无门”、“告状难”的困境,往往会因此而引起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人权思想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权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即产生时期、成熟时期和发展时期，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本文就马、恩人权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有关问题，如批判“天赋人权”学说和资产阶级人权、人权的含义和根据、人权的特性、未来社会的人权等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行政法的理念:服务、管理、法制监督

行政法是什么法?治民法还是治官法?控权法还是保权法?抑或是平衡法?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维护公益还是保护私益?规范管理还是保障服务?抑或是兼顾二者?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讨论,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尚不足以称为“学派”),如“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政府法治论”等。为了加强各种观点、主张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使之互相了解对方的论点、论据,以便更好地开展学术争鸣和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达成应当和可能达成的某些共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行政法教研室组织了这一笔谈会,邀请行政法学界几位“有见之士”,概要地谈谈他们各自对行政法理论基础之己见。来稿我们作了若干删节和文字修改,笔谈题目也是根据各位学者来稿的内容确定的。     

行李箱中的年味儿

又是一年春节时,耳边少了烟花爆竹的震天响,多了几声“现在过年只有快,没有乐”式的调侃;春晚少了几位出场即能赢得满堂彩的“钉子户”,多了一些广告牌上常见的生面孔;少了几件新衣新帽,多了几句“啥时候结婚?啥时候生娃?”恼人的追问;少了记忆中儿时新年的模样,于是,也就多了“年味儿去哪儿了”这一近乎口头禅似的发问。     

表决程序显张力

2010年，表决方式改革成为“民主时尚”，多地刮起电子表决、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旋风”。“票数多一点少一点没有关系，票少对大家也是一种警醒，不要因为怕丢票而不愿推行表决器的使用”。2010年1月31日，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展工说，讲民主就要充分体现代表的意愿。     

关于犯罪标签理论的评析

犯罪标签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犯罪学理论。该理论在众学说中显得另类,最终也由于自身的那种缺陷而无法充分发展与完善现代犯罪学,但它对现实仍有启示意义,有待实践工作者们能够批判地借鉴。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中心点与基石保障公益、授权与控权

<正> 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涉及到对行政法产生的原因,对行政法诸要素的理解等,可以说是行政法学最基本的问题。行政法学研究中观点各异、分歧诸多,皆源于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的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行政法学的不成熟,从而有必要认真探讨。 一、单纯主张“控权法”观念 关于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一个最为常见,而又颇有市场的观点是:认为行政法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 笔者认为,单纯的“控权法”观点,于行政法制实践是不足取的,这是因为: